“杖朝之年思猶健，不教人間見白頭。”這兩句話是作家出版社送給八十歲還在創作的馮驥才先生的。3月11日（農歷二月初九）是馮驥才先生八十歲生日，生日前夕，作家出版社推出馮先生的兩部新作——全彩圖文隨筆集《畫室一洞天》和中短篇小說新作集《多瑙河峽谷》。兩部作品既是賀壽之禮，也是馮先生在耄耋之年仍文思泉涌、筆耕不輟的證明。

《畫室一洞天》為2020年出版的隨筆集《書房一世界》的姊妹書，全書七十六篇短文，以馮先生的畫室為發散點，紀事狀人、談古論今、抉奧闡幽，記述其藝術生涯和精神生命。《多瑙河峽谷》中的五個故事曲折跌宕，風格各異，離奇、浪漫、荒誕、凄美、幽默……諸多巧思紛繁疊加，令人目不暇接。較之以往的作品，馮先生此次文風陡轉，在真切現實中引入了夢幻、奇幻、奇遇等元素，講述現代都市中的奇詭世相和幽微人心，可謂“亦真亦幻”，給熟知他風格的讀者帶來了充分的新鮮感與驚喜。

馮驥才，1942年生于天津，作家、畫家、文化學者。老先生書寫得好，畫畫得更好。但有20年的時間，他幾乎從文學界消失，躋身文化、民俗、民間文學、民間美學、文物保護、遺產搶救、博物館學……把文學帶入了一個非文學領域。他投身于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和民間文化搶救，倡導與主持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并致力推動傳統村落保護，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晉中市榆次后溝村的戲臺曾有一副對聯：不離不棄，文明永繼；莫失莫忘，古村恒昌。這副對聯就是曾到后溝考察并致力于保護這個村莊的馮驥才先生，在2015年6月參加后溝村舉行的“文化先覺的腳步——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巡禮”活動時給村里寫的。他希望“不要離開不要拋棄，永遠繼承我們的文明；莫要失去莫要遺忘，叫我們的古村落永遠昌盛”。

近日，馮驥才先生就新出版的兩部作品接受了媒體的微信群訪。

“很高興大家關心我的寫作、關心我新出的作品，大家只要提問題，我就回答，大家只管問！”群訪中，馮老認真回復每一個提問，聲音洪亮、思路敏捷、思維縝密，說到寫作與繪畫，馮老是歡快的，喜悅時能聽到他的笑聲；說到文化遺產保護，馮老是堅定的，動情時也能聽到他的哽咽。古人詠八十歲，著眼點在“閑”與“淡”，而馮先生的八十歲，仍重“勤”與“急”，讓人欽佩。

A　從《木佛》獲得“自由”后，一口氣寫出《多瑙河峽谷》

記者：通過新作《多瑙河峽谷》，看得出您對人生有了一番新的窺見和更深的理解，在80歲這樣的年紀，還能有許多新的人生感悟，您是怎樣做到的？

馮驥才：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進入改革開放的一個新時代，我充滿了創作的激情，一年寫幾十萬字，實在扛不住了，就忽然大病一場。在大病的時候，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長、作家嚴文井先生給我寫過一封信，里邊寫過一句話，他說“馮驥才一定要活得久，你只有活得久的時候，你對人生的理解才會更深透”。因為在不同的年齡段的時候，對人生、對命運，對人、對很多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只有你活長了，你把生活的各個面都看了，你和很多周圍的人和事都共同經歷了，你對于生活、對于人生的感受就不一樣了，它可能會更豐富，也可能更深厚。

記者：個人感受的不斷變化，促進了您的筆耕不輟？

馮驥才：人對文學、對藝術的熱愛都是一種天性。當他有了對生活的熱情的時候，他就必須要用文字來表達，那就是搞文學的人的一種天性；當他必須要用筆墨用色彩去表達時，那就是搞繪畫人的。

記者：《多瑙河峽谷》中五篇小說的寫作方式，對您來說都是一次嶄新的文學嘗試，為什么寫作方法差異會這么大？

馮驥才：我在小說集《多瑙河峽谷》里只有《多瑙河峽谷》這一篇是現實主義的寫法，另外那幾篇有的比較荒誕，有的更像一個寓言。寫法不同是和我之前寫的《藝術家們》有很大的關系。《藝術家們》寫完了以后，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從這部小說里出不來了。盡管我還有寫別的長篇的沖動，還會有想像，但是我從那小說里出不來了。我們這一代搞藝術的人，我們的精神經歷、心靈經歷在寫《藝術家們》時都鉆得太深了，鉆進去我就出不來了。我必須要想一個辦法讓我出來，怎么辦？我就覺得我要放開我的想法。

這本小說集我先寫的是《木佛》，我有意識的換了一個角度，用物來寫人，把木佛人格化，變成一個有精神的、有思考的、有靈魂的一個人，用這樣的一個人格的角度去寫這篇小說。因為我喜歡收藏，古玩這個行當我很熟悉，所以當我以木佛被幾經倒手引出的故事進入這個小說之后，特別是進入一個獨特的想像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就一點一點從《藝術家們》里退出來了，這個感覺特別好。退出來的時候我覺得特別自由，好像我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的一個空間里邊，空氣的味道都不一樣了。

記者：寫完《木佛》獲得“自由”后，一口氣就又寫了許多作品。

馮驥才：是啊，覺得自由了，我腦子里就冒出了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生活素材變成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故事在腦子里產生，那個時候思維特別活躍，就一口氣寫了好幾篇。小說集《多瑙河峽谷》就是這么寫下來的。

記者：《多瑙河峽谷》寫出現代社會的很多命題，比如愛情的脆弱、人的選擇、人的有限性等等，非常切中當下這個時代，這篇小說的靈感來自于什么？

馮驥才：作家去寫一個小說的時候，這個故事不見得是來自于一個情節或者來自一個原型，往往來自于對生活的感情和感覺。像我一個80歲的人，應該是說從生活里過來的人，也會常常感受到脆弱，命運的脆弱、個人的脆弱。我經常能感受到生活的陰錯陽差能改變人的命運，我就特別想就把這個東西給了小說。《多瑙河峽谷》就是陰錯陽差中主人公的人生經歷被改變的故事，但這樣一個故事的后邊有一個東西是珍貴的，就是愛情，就是真正的愛情，這些東西在他們心里邊仍然是最有價值的，仍然是他們對待生活的一個出發點，只是他們沒法改變，但是他們知道人應該堅守的是什么。

記者：最早看您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時，您講到過靈感，說靈感是多次形成并組合的，這個怎么理解？

馮驥才：靈感可能是一個人物的形象，也可能是一個特殊的切入點，也可能是一個藝術的、獨特的結構，這些引發了我對一個小說最初的想像，然后在這之上逐步豐富起來，最后形成一部小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就是原來先有兩個身高不一樣的人在一起的想法，一般都認為男人比女人應該高一點，我就違反常規，想看看這樣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合適。后來又有無數個特別能觸動我的那樣藝術的、有審美意味的畫面和細節，然后小說就一點點豐富起來了，最后就形成了。當然，真正的小說在形成和寫作過程中，還會有很多靈感產生。

B　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精神價值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

記者：從去年的《藝術家們》到今年的《多瑙河峽谷》，都是您從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回歸后創作的，您始終沒有離開文學，對嗎？

馮驥才：我跟文學闊別了20年，但我不會離開文學，為什么？因為我熱愛文學。所以在做文化遺產保護的時候，我經常會有文學的沖動、有文學的想像，但是我不可能寫，因為我當時沒時間。那時看到我同輩的作家或者年輕人出新書，會有一點苦澀，覺得自己熱愛的東西沒法兒做，但是僅僅有一點而已，因為我知道我做的文化遺產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不能選擇。

我文學想像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時候，跑了20年，見得太多了、認識得也太多了。所以當我現在有時間寫東西的時候，這些東西一擁而來，有的時候同時幾個想法都會來，這個還是因為我熱愛文學的原因。回歸后有人問我有什么寫作計劃？其實沒什么計劃。因為過去壓抑的時間太久了，20年來積累也太多了，所以有時間就寫。

記者：您有那么多素材和故事可以寫，寫了那么多奇人，可是現實中許多人都是在單調重復的生活，抱怨生活枯燥無味，您覺得這是什么原因？為什么您能遇到奇人？

馮驥才：我覺得主要是因為物質的東西太多的充滿了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的生活多一點精神的追求和向往，就不會重復。我們和人的交往多一些精神上的交往，我們的生活就也不會重復，我覺得人的交往、人的豐富主要還是來自于精神。我寫作我知道，反而是越貧窮的時候往往想像得越多、空間越大，所以我覺得這恐怕不僅是作家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重物質的時代，也是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往往容易輕視具有精神價值的這種生活，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精神價值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

記者：您的小說創作到了現在有哪些堅持？又有哪些轉變？

馮驥才：我現在堅持的一個就是把文學作為藝術品寫，我想把文學寫成一個藝術品，所謂藝術品就是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另一個堅持就是一種語言。我認為小說家的語言，不管你寫作的時候多么富有激情，或者是你的情感多么澎湃，小說的語言最后還應該是精當（精確恰當）的，特別重要，這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

我現在跟以前的寫作有一點不同，就是以前我寫作可能是更希望和讀者一塊兒認識生活。現在我覺得文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給文學留下審美形象。你對于時代的思考、對于生活的認識和理解，包括那種哲思，都要通過審美形象體現出來，要把審美的氛圍、審美的意境和文學意境體現出來。這種寫作是審美的、創造的快樂，我回到文學，實際上是回到一種審美的創造的快樂里了，所以現在我止不住還在一篇一篇地寫。

C　畫室和書房之間是一個甜蜜的往返

記者：《畫室一洞天》是《書房一世界》的姊妹書，“一世界”和“一洞天”怎樣理解？

馮驥才：我有兩個空間：一個空間是以文字工作，此為書房；另一個空間是以丹青干活，此為畫室。這兩個空間的不同，不僅是工作方式的不同，實際上是心靈分工的不同。我說過，寫作于我，更多是對社會的責任方式；繪畫于我，更多是個人心靈的表達與抒發。所以我分別稱之為“一世界”與“一洞天”。我稱“書房一世界”，是說書房之大、之寬廣、之豐厚幽邃、之深藏歷史之重重，有如一個世界；我寫了一本書，遠遠未能將其窮盡。現在又說“畫室一洞天”了，何謂洞天？洞天乃道家所說——神仙居住的地方也。洞是藏身之處，私人空間，一己天地，隱秘安全。洞又是人類最早的家，我們的祖先是“山頂洞人”。家是溫暖的、自由的，也是世界惟一可以不設防的地方。

記者：您在寫作和繪畫上如何分配時間？

馮驥才：我覺得我不需要分配時間，我有文學想法、有創作沖動的時候，我一定會到書房埋頭去寫。當我有繪畫的感受時，這種感受我覺得畫可以表達出來的時候，那么我就走進畫室。我的畫室跟我的書房是在我家一個廊子的兩頭，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這個感覺有的時候很幸福，很幸福。

記者：寫作和繪畫相互影響嗎？

馮驥才：我最早是畫家，我畫了15年的畫。現在當然還在畫，但是不多了。繪畫對于我來說更私人化、個人化一些，更多的是一種排遣、一種抒發。文學則承擔了一些社會的責任和對生活的思考，還想和讀者一起來認識生活，這都是我的一些文學的追求。

文學影響了我的繪畫，比如說我會在繪畫里追求文學性、追求詩意、追求意境，這也是中國繪畫的傳統，特別是文人畫的傳統。那么繪畫也影響我的文學，因為繪畫跟文學有共通性的一點就是：它們都要產生視覺形象，要喚起讀者的一種形象的想像。還要給讀者營造一個看得見的空間、看得見的人物、看得見的景象，而且越鮮明越簡潔越好。

記者：《書房一世界》和《畫室一洞天》是不是您寫得最快樂的作品？就像是自己和老朋友對話，完全在一種放松狀態。

馮驥才：你體會到了，我挺高興的。寫這兩本書對我來說是特別輕松的時候，也是為了放松我自己。這兩本書是寫我身邊的東西和每個東西里邊的故事。我知道哪些東西是值得把它寫出來的，是有意味的，是不能忽視的，所以寫這些時很輕松，就像宋人寫那些筆記一樣。人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喜怒哀樂在文字里邊、在文章里邊，都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它有另外的一種詩意，有一種獨特的審美和它融合在一起。

記者：《畫室一洞天》里《遠古》一文提到您的畫室里擺著兩件古物，一件是半坡遺址的魚紋紅陶缽，另一件是河姆渡的灰陶豬。您怎么會有這些古老的東西？

馮驥才：前年我從一個收藏的朋友手里看到一個畫冊，看到倫敦拍賣市場在拍賣這兩件古物，價錢并不貴。這兩樣東西保留著6000年以上、很多我們先人的一些文化創造，這些東西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我特別喜歡陶豬的造型，還有陶器上魚的黑色的那個很流暢的線條。我覺得買回來將來放到學院的博物館里邊很好，特別是我們博物館里邊會有一些大文化遺址的內容，所以我就把它們買回來了。

記者：您還會收藏一些民間藝術品，它們不像文物字畫那么有價值，您為什么喜歡？

馮驥才：我既最喜歡一些古代的精美文物，同時也喜歡的一些民間的泥塑和年畫。這些東西在經濟上沒有價值，但它在文化上有它的價值。比如說文化的地域性，例如年畫，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濰坊楊家埠、四川綿竹的年畫，都有各自的地域特點。因為地方的、民間的東西是集體創造、集體認同的，一個地方的藝術最有地域性，別的東西不能替代。

另外民間的東西因為過去不是很重視，往往有些東西產生了，但后來就消失了，所以留下的東西很少，應該特別珍惜。

D　賣畫用于遺產保護，其作用是想喚醒人們的思考

記者：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工作，您現在還做嗎？

馮驥才：我這輩子跟文化遺產是永遠不會松綁的。如果現在讓我回到60歲有體力的時候，我還是要放下小說，還是要到文化遺產上的。我現在仍然在為文化遺產一些不斷出現的新問題甚至于困境而焦慮，還有大量的事情沒有做。另外我目前還有一個具體的事情要做，就是要在大學里建立一個學科，要給國家多培養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這個學科的建立已經得到批準了，今年就要開始招第一批非遺學的學生了。這個學科的建立，促使我在文化遺產保護這方面要更加深入。

記者：非遺學科的建設也是您現在要堅持做的事？

馮驥才：現在我做的學科建設跟我的文化遺產保護是一脈相承的，如果說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遺產的搶救性保護，那么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學保護。我們現在沒有保護的標準、沒有規范、沒有專業的人才，所以我們在大學必須開設這樣的非遺學的學科教育，讓它進入到高等教育的體系里來，這是我堅持要做的。

我現在缺的是時間，因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我說我有四駕馬車：文學、藝術、文化遺產保護和教育。目前，要做的還是文學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學科建設。

記者：您怎樣看文化遺產搶救工作？

馮驥才：文化遺產搶救里有很重要的理性的東西，必須讓人認識到它的價值和意義。這個意義和價值不是個人的，是民族的，是對民族、對未來的，我們今天多保護一樣東西，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后代就會多擁有一樣東西；如果我們不保護，在我們手里、在我們眼前失去一樣東西，我們的后代就少一樣東西，所以我們必須要為我們后代做這個事。我覺得這是需要理性的，但是它也離不開熱愛。如果你不熱愛自己的文化，不深刻地認識它，你怎么會產生文化自覺？如果你沒有文化的自覺，你又哪來文化的自信？只有自覺的才有自信的，所以有很多理性的東西需要我們不斷地學習。直到現在，這方面的學習仍然是我一個挺大的任務。

記者：不少人在提到您的時候都會說到您的這段非文學的人生，作為一個作家、畫家，是什么讓您非要投身去做民間文化遺產保護這件事的？

馮驥才：面對文化遺產保護這項工作，有的人呼吁，有的人吶喊，而我為什么撲下身子去做這件事。當人們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到這么一句話：當你的親人或者孩子，被一輛車忽然撞倒的時候，你會只是喊嗎？一定是會撲上去啊，這就是我的心情。

天津市是一座600年的老城，是中國唯一一個有建城紀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這個有建城日的城市，在上世紀90年代，忽然一個通知就要把老城區全拆了，還有一個廣告說要建的跟香港的銅鑼灣一樣，說將來你在這個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是覺得在香港的銅鑼灣里。當時我就急了，就開始做搶救。那時通過一些努力，還有媒體的報道，我和主管部門達成一些協議，保留老街的幾個歷史建筑。可是，這期間我去法國做了一個交流，我也想研究法國巴黎的保護都是什么力量、什么人在起作用。在我到法國去做研究的時候，忽然有人告訴我老街拆了，原來定好不拆的也拆了。我從巴黎趕回來，第二天就去看老街，整個拆空了。歷史建筑一旦拆了就永遠沒辦法了，重建的根本不是歷史。所以當時我在那條街上忽然就哭了（哽咽）。我哭了以后，當時《北京青年報》的一個記者就寫了一篇文章叫《馮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會在場，反正因為我，老街變成了一個焦點。后來這篇文章對全國影響很大，也讓我知道媒體的意義。

記者：您就這樣一心撲在了文化遺產搶救工作上，為此還賣畫換錢來籌措經費，為什么要這樣掏心掏肺的做這件事？

馮驥才：實際上我賣畫也解決不了我們大地上正在瀕危的千千萬萬的文化遺產。現在整理出來的國家、省、市、縣四級的文化遺產的名錄就有10萬項之多，傳統村落整理出來是6819個。這么大一個文化遺產，賣一點畫能起什么作用？但我知道它有一個作用，就是一定會有人想知道馮驥才為什么要賣自己的畫？他賣畫是為了什么？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使他非要賣自己的畫？我覺得這樣能喚醒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當年我在蘇州博物館賣完畫的時候，我有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我的一些好畫都沒有了。當時我有一種悲壯感，后來我說了一句話：我喜歡做的事情里有一點悲壯感，男人嘛，做的事情總希望有一點壯烈的東西。我覺得在這種悲壯感里我把我的心給了大地，這也是在鼓舞自己吧，我喜歡這樣的一種感受。

E 希望山西本土熱愛自己故鄉文化的人更多一些

記者：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您和山西也是有淵源的，能講講您和山西的故事嗎？

馮驥才：我們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專家委員會最早發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就是在山西，我們在山西做了大量的文化調查和文化保護。2002年11月，我與民俗學家、美院教授和攝影師，肩負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實地采樣的任務，受邀到了晉中榆次東趙鄉的后溝村。當時我們沒有想到竟然還能找到如此典型的農耕黃土文化。后來，我們將后溝村列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惟一的古村落范本，把“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采樣考察放在這里，還將在北師大一次會議上由季羨林、啟功、于光遠等近百位學者簽名的關于搶救民間文化的“緊急聲明”，從這里付諸實現。

我們面對的是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的民間文化，進行文化遺產搶救工作必須要有統一的標準，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個“普查手冊”。當時我們請了全國十幾名重要的專家學者，比如潘魯生、喬曉光、烏丙安等，在后溝做了考察。我們以這次考察資料為基礎，寫出了搶救工程的《普查手冊》。這本小書在后來的十多年里，一直被我們使用著，成為我們進行旨在“盤清文化家底”的全國性田野普查的科學工具。

2015年，我們又回到后溝村，舉行了“文化先覺的腳步——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巡禮”活動。

記者：您怎樣看山西的文化遺產？對此有什么期待嗎？

馮驥才：山西的文化遺產很多，從大同到黃河邊，我們跑了非常多的地區，山村、古城等文化遺址跑了很多，還有非遺，看不過來。中國的文化太燦爛，山西的我們都看不過來。山西自然條件好，比較干燥，東西不容易壞，不像南方潮濕，梅雨越多越容易壞，所以山西的東西保護得好。另一方面，山西人節省，愛惜東西，所以山西的東西保留得比哪兒都多。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到山西淘寶的人太多了，所以山西的東西大量的流失到全國。所以我特別希望山西本土多一些熱愛自己本土文化的人，做好自己的故鄉、特別是地域的文化保護。

F　雖然80歲了，但我的心理年齡仍在五六十歲

記者：您一直生活在天津，但您的祖籍是浙江寧波，這兩座城市的文化對您的文化修養有源頭作用嗎？

馮驥才：還有濟寧。我母親是山東濟寧人，濟寧這個地方又文又武，文是孟子和孔子的故鄉，武是水泊梁山。我父親家在寧波，世代都是文人，也為官。家里的兩種文化對我都有影響，都從父母身上帶來了。山東人重義，厚道樸實，文化里邊有一種陽剛之氣；浙江人比較細膩，比較重情，而且慈孝文化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寧波，所以這里的人熱愛故鄉故土。父母對我的影響不是幾句話的事兒，這種影響是在骨子里、在精神上。所以在我50歲的時候，我做了一件事，我回寧波辦了一個畫展，名為“敬鄉”，敬我的老鄉、敬我的老家。這個畫展讓我和老家有了密切的關系。

辦畫展時我聽說為了市中心月湖改造工程，要把賀知章祠堂拆掉。當時政府本想把這個祠堂給寧波文聯，但祠堂太破，不修就不能用，文聯又沒有錢修。所以我第一次賣畫就是在我老家寧波，我在畫展里邊選了5幅自己最喜歡的畫賣了，然后把錢捐給寧波文聯，修了賀知章祠堂，現在這里變成了寧波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和旅游的景點。這樣的事我做得挺多，沒有任何功利，沒有任何想法，就是因為熱愛，就是因為是我老家的東西，就覺得它分外的親切。我覺得寧波的文化文明、就是父系帶來的文化對我的影響很大。所以如果我們追尋自己精神來源的時候，我覺得都能找到源頭。

現在我80歲了，為什么還要研究一個知識分子跟土地的關系？就因為我在天津這個地方80年，做了很多天津老城老街的保護，也跟這塊土地有很深的關系。

記者：您曾經寫過“喜歡在人生每一個重要的節點上過得深一點，在記憶中刻下一個印記，讓生命多一點縱向的東西”。在您80歲生日的這個重要節點，您打算怎么過？

馮驥才：每個人的人生都會有一些節點，比如說生日、結婚紀念日、考上大學或者大學畢業工作時，這樣的一些個日子我希望過得深一點，能夠留下將來能夠作為記憶的東西。我覺得有的時候人的努力是為了給未來留下一些記憶，比如說我80歲的生日，我不想像一般人過80歲生日時那樣有人來祝壽，穿上唐裝，擺個果籃或者鮮花，我不想那么平庸、平常的過，我希望加一點東西。

我的80歲生日有兩個想法：一個就是我105歲的母親還很健康，我80歲的人了還能去看我自己的媽媽很幸福。我跟我母親說好了，我生日那天的中午，我就和我媽，我們兩個人吃一頓面，我覺得這個面是有特別意味的、深長的，這樣我會有很多觸動。將來說不定我會寫一些散文，會寫我吃面時候的一些心里的感覺。另一個是想在我學院里邊搞一個活動，這個活動不是給我祝壽，是拿我的生日說事，做一點研究。因為有的作家從故鄉出生長大之后就飛走了，像鳥一樣，就到社會上闖蕩去了。而我從出生到現在近80年里，我基本上全是在天津生活，全在一塊土地上，那么對我跟土地的感覺不一樣。有很多作家去寫土地，有的作家的寫作跟土地的關系特別的糾結，所以我想做一個討論，通過我和天津這塊土地的關系討論一個知識分子跟土地的關系，跟他故土上的人民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他這種情感是什么樣的。我覺得做這樣一個討論，可能對文學、對作家都是有意義的。這是我想放一點縱向的東西的想法。

記者：您在自己人生重要的日子里還有揮毫作畫的習慣，那么今年要為自己生日畫一幅什么樣的畫？

馮驥才：我記得我五十歲的時候，畫了一大片樹，是秋天的樹，但是樹葉在暖陽里閃光。我想畫的是人生輝煌的一個時期，就是我進入了人生的一個黃金時代，想畫出這個收獲的年代的一種感受。在六十歲的時候，我畫了一幅畫叫“豪情依舊”，一片大江中有一只船在揚帆。那時候正好開始做民間文化遺產搶救，所以我需要這么一股力量，就畫了這么一幅畫。今年80歲了，離生日還有幾天，我不知道我那個時候會有一種什么樣的情感，到時才知道畫什么。

我在每個結婚紀念日的時候，會跟我愛人一起畫一對小鳥，因為她也是畫畫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最艱苦的時候，我們一起畫了一對小鳥在風雪里。之后每年結婚紀念日，我們就畫鳥，只是風景在不斷變化。

記者：您今年80歲了，還在做許多事情，您不覺得累嗎？

馮驥才：我雖然80歲了，但我坦率地說，我的心理的年齡仍然是50歲到60歲之間。我現在的思維不如五六十歲那個時候好，但對事物的敏感和想像力還不錯。我說的想像力不是用腦子主動地去想，是我不自覺的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形象。

實際上，沒有人讓我寫，我的創作都是自己產生的，是我內心的需要，主要是來自于熱愛，還是熱愛文學，熱愛文字的審美創造，熱愛筆墨丹青創造出的那種意想不到的、很獨特的、有個性的形象和意境來。

最近我把小說寫作全放下了，在做學科建設的事情。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徹底出來了，這個出來也是在為下一部長篇做準備，我有寫下一部長篇的想法。所以我必須要使我完全出來，進入一個完全自由的狀態，我才好寫下一部。

記者：感謝馮老的堅持創作，能讓我們看到您一部接一部的精彩作品。祝您80歲生日快樂，和媽媽吃一頓香噴噴的面條！

馮驥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