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毛澤東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之后，包括根據地在內的中國文藝創作發生了重要變化。最早產生廣泛影響的是當時在太行區從事文化工作的趙樹理于1943年5月創作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之后，趙樹理又創作了一系列相關作品。1944年，在延安根據地出現了戲劇《白毛女》《兄妹開荒》，以及1947年在太行區出現的《赤葉河》等。在美術界也出現許多表現抗戰生活的作品，顯現出中國文藝創作的新氣象，之后中國審美的演變新建產生了深刻影響。

趙樹理在上世紀20年代末開始正式發表作品。比較重要的有小說《悔》《白馬》等。它們深受新文學早期作品的影響，表現出明顯的“歐化”特色。此外還有一些作品是比較短小的故事、曲藝等，影響較小。但其中有一部長篇小說《盤龍峪》在一個刊物連載，大約有20萬字，有比較明顯的地域特色。這部小說沒有完全發表，影響也不大。不過，從這些作品當中，我們看到了趙樹理另一方面的才能，就是對民間藝術、民族審美的熟悉。真正代表趙樹理早期創作成就的當然是《小二黑結婚》，以及之后發表的《李有才板話》《孟祥英翻身》《李家莊的變遷》等。這批作品出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的上世紀40年代。其中《小二黑結婚》的影響最為突出，發表于1943年，被視為是最早踐行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作品。它們的藝術風格也非常一致，明顯不同于趙樹理最早的小說，當然也不同于新文學早期的作品。可以說是另辟新路、獨具特色之作。

新文學運動完成了對舊文學的革命，其勢不可阻擋，涌現出大量經典之作。這些創作成果奠定了中國新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進程中的基本地位。但是，隨著新文學運動的不斷深化，人們也逐漸發現，新文學運動的早期作品存在著明顯的局限。由于受歐美現代派影響較深，在語言、手法、結構等諸多方面與大眾的審美存在很大距離。新文學面臨著是小圈子的“文人文學”，還是被最廣大的民眾所接受的“民族文學”的考驗。這一現象在文學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文學的民族化、大眾化成為討論的熱點。很多作家對自身的創作進行了反思，意識到應該努力創作被人民群眾喜愛的作品，走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使新文學真正生根開花結果。在這樣的討論中，中國的時局發生了變化。這就是“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在黨中央領導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進抗戰最前線，在以山西為主的廣大地域建立了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大批文化人士來到前線，或參加抗戰，或采訪慰問，出現了眾多的發動民眾、表現抗戰的優秀作品。如詩歌《北方》《趕車傳》，以及后來的《漳河水》，報告文學《我看見了八路軍》，小說如《呂梁英雄傳》《丈夫》等，以及歌曲《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擊隊之歌》等。這些作品在創作風格上與新文學早期的作品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更為緊密，表現風格更能為大眾接受。這種轉變，既有作家對新文學早期形態的反思，更有現實形勢的迫切要求。人們更希望了解敵后抗戰的真實情景，更希望能夠通過作品來團結人民、動員人民，鼓舞人們投入到救亡圖存的戰斗之中。從文學層面來看，這既是文學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文學生存的外在必然。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我黨理論建設，特別是文藝理論建設的重要收獲，具有劃時代意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合文藝界的實際，解決了當時十分急迫的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如藝術與生活、作家與人民的關系問題；衡量作品的標準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繼承與創新的問題等等。這些論述不僅對抗日戰爭時期的文藝創作具有現實針對性，也對之后新中國文藝創作、審美構建具有極為重要的引領意義。之后，在大約相近的時間內，在太行根據地從事文化工作的趙樹理創作了一批極為重要、廣有影響的作品。這些作品是在創作實踐的層面對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回應。其創作思想、藝術追求、社會效應等均體現了講話的精神。趙樹理雖然并沒有去延安參加座談會，卻在實踐中感受到新文學應有的面貌——被大眾接受喜歡，才能體現其價值。當他有機會讀到“講話”的全文之后，受到了鼓舞激勵，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創作方向。他之后的創作一直自覺地、不懈地在民族化、大眾化的道路上努力。正是在包括趙樹理在內的眾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新文學在完成對舊文學的革命之后，完成了實現民族化、大眾化的歷史使命。而趙樹理早期的作品也為新中國文學的審美提供了范式。大致來說，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堅持人民立場。文學的根本立場是人民立場。文學由人民的勞動創造而形成，文學又以表現人民的情感愿望與生活而受到人民的喜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文學也應該表現人民建設新生活、創造新歷史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這一要求也體現了文學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價值所在。有“詩王”之稱的唐代偉大詩人白居易認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強調“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且“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就是說不能單純地追求形式的華麗，而是要體現內容的價值。法國作家雨果認為，文學要服務于人民的精神生活。他說，“天才的作家如果不屬于人民，那末又屬于誰呢？他們是屬于你的，人民”。他主張，“我們堅持創作社會的詩、人類的詩，為人民的詩”。這些論述反映出不論古今中外的作家對文學人民性的高度重視。這也是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趙樹理正是這樣一位自覺地堅持了人民性的作家。他出身于破落的農村家庭，生活常需借債度日。他親身經歷了一個小康之家是如何被人壓榨墜入無望之境的，也看到了中國農村在舊的制度下是如何日漸衰敗的。趙樹理在求學期間接觸到了新思想、新文化，以及進步青年。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撰寫文章揭露社會不公，希望能夠為父兄這樣的人們尋找到出路。早在1926年，趙樹理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屬于建黨早期的共產黨員。后因流浪失去了組織關系，又在1937年重新入黨。1942年1月，在太行區召開的文化人座談會上，趙樹理呼吁，我們的創作在形式上要向那些老百姓熟悉的作品學習，內容上要有新鮮的進步的東西。要創作那些老百姓能看得懂、喜歡看、受教育的作品。群眾是大多數。沒有大多數就沒有偉大的抗戰，也就沒有偉大的文藝。這是趙樹理最基本的文學觀，也是他的創作初衷。《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為人民大眾的問題是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原則問題，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解決立場問題、態度問題、思想情感問題，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來一個變化，來一次改造。這一論述是黨的文藝理論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新概括，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之后新中國的文藝創作、審美構建也產生了本質性影響。而趙樹理則是最早實踐這一論述，并做出重要成就的根據地作家。他的創作追求正是新中國文學的根本出發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一論述顯示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領導文學事業一以貫之的根本原則。

二是強化現實精神。盡管文學創作可以表現各種各樣的題材，探索風格各異的藝術手法，但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就是作家是生活在現實中的活生生的人，是現實生活規定了作家對世界、人生的基本認知，并無時無刻地在創作中流露出來。對現實的關注，區別只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而且只能有這樣的源泉，不能有第二個源泉。這一論述是在研究總結文藝創作的實踐之后做出的科學論斷，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劉勰曾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一部優秀的作品就是一個時代的晴雨表，體現了屬于“這個”時代的精神特征、生活形態。趙樹理正是這樣一個有著強烈現實情懷的作家。他的創作最強調的是對現實有作用，著眼于對現實提供未來與出路。他的創作是為推動工作、解決問題的，是讓更多的普通群眾接受的。因而，他的作品都是從現實生活中來，又對現實進行了具有引領性的提煉升華而創作的。他敏銳地發現了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并寄希望于代表社會進步趨勢的人們。1943年，趙樹理創作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小二黑結婚》。起因是他了解到有一個叫岳冬至的村干部被暗害了。趙樹理參加了這個案件的調查處理，發現了農村仍然存在著封建勢力作怪的現象。于是，他塑造了代表封建思想的二諸葛與三仙姑，又設計了控制村政權的流氓無產者金旺兄弟，以他們來襯托表現代表新生力量的小二黑與小芹。他沒有讓小說中的二黑像現實中的岳冬至那樣離開人世，而是讓二黑與小芹有情人終成眷屬。小說既表現了根據地農村存在的問題，又指出了這樣的農村之希望與未來。他通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與情感。在《新食堂里憶故人》一文中，趙樹理從故鄉的變化回憶了當年家鄉的諸種人物給他創作《李有才板話》的啟發。在“現在”的食堂周圍，生活著當年被他稱為“老字輩”與“小字輩”的眾多人物原型。也正是這些生活中活色生香的人物給予作家以靈感。在《李有才板話》中，他揭示了當時農村存在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現象，又表現了蘊藏在普通群眾身上的熱情、積極性，以“板話”的形式鮮活地描寫了生活中存在的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必然。他的創作，不僅僅是講述一個好聽的故事，而是要在故事中為讀者指出前進的方向。即使現實生活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矛盾，但生活的主流仍然是充滿希望的，是光明的。這種審美追求在新中國文學中表現得極為明顯。

三是堅守理想情懷。理想情懷，至少表現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作家在創作中采用了理想主義，也就是浪漫主義的手法。最突出的特征是抒發對理想世界的追求。這與中國社會的變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出現，為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生活之希望與社會之理想。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終于打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封建主義的統治，掙脫了后起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控制，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的斗爭，站了起來，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歷程。表現在文學創作中，就是強調人民群眾精神世界中對中國未來的希望與自信，強調人的精神力量，強調個人的奮斗奉獻對于國家、集體的重要意義；塑造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可供人借鑒仿效的人物形象，洋溢著濃郁的樂觀主義情調，對未來充滿了信心與希望，等等。另一方面是作家個人對民族的命運、國家的未來、黨的領導與人民的力量的肯定與信心。作家們的這種情感基礎是新中國文學理想主義品格的濃郁底色，是這種理想情懷的精神根底。趙樹理的作品中，這種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特色體現得非常突出。在《小二黑結婚》中，盡管作家并不回避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且其故事原型是一個悲劇性的結局。但由于趙樹理在生活實踐當中看到了中國的出路、未來，藝術地改造了生活，使作品顯現出激勵人們走向未來的精神力量、情感道義。在《孟祥英翻身》中，他描繪了孟祥英悲慘的過去，并表現了新社會的本質——就是要讓諸如孟祥英這樣的曾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翻身”，擁有美好的未來。盡管我們認為趙樹理的創作是極具典型意義的現實主義，但在他的作品中仍然洋溢著濃郁的浪漫主義情調。這種所謂的“浪漫”，正是其理想精神的藝術表達。他相信中國的未來是美好的，中國人民將在黨的領導下擁有更加美好、更具尊嚴的新生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活可能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并且特別強調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要求二者要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既是對文藝創作經驗的歷史總結，也是在現實斗爭中對文藝理論的創新，對新中國審美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這一論述是對黨的文藝理論的繼承，更是新時代對黨的文藝理論的創新，是新時代文藝創作必須遵循的原則。這種基于現實精神的理想情懷是新中國文學的基本審美品格。正是大量的具有理想品格的優秀作品鼓舞激勵著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克服艱難困苦，戰勝千險萬阻，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的偉大勝利，鼓舞激勵著我們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邁進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

四是表現民族特色。趙樹理開始創作，更主要的是對現代派文學的摹仿。這也是當時新文學的一般狀態。但是現實對他產生了巨大的觸動。那就是普通讀者對這樣的藝術表達難以接受。他們更喜歡類似于《七俠五義》之類的傳統小說。這使趙樹理認識到，如果作品不適應讀者的審美需求，就難以起到積極的作用。他開始自覺地采用能夠適應老百姓審美的手法進行創作。這一嘗試大約經過了十余年的時間。盡管也有諸如《盤龍峪》這樣的長篇小說發表，但總的來看影響不大。直至1943年《小二黑結婚》面世，才產生了巨大影響。之所以如此，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是小說借鑒了傳統章回小說的敘述模式，強調敘述的情節性，強調人物的命運轉化。其次是小說塑造了十分鮮活的人物形象。諸如二諸葛、三仙姑這樣的被典型化的舊派人物；諸如金旺這樣的代表了現實生活中負面力量的反派人物；以及二黑與小芹這樣的代表著農民未來希望的新生人物。這些人物基本構成了特定時代人物形象的主要類型，具有典型意義。同時，對他們的描寫細節生動、性格突出，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次是小說生動地采用并提煉了民間語言。趙樹理的創作對現代漢語的雅化，以及其生動性、準確性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既能夠保持民間語言的鮮活，又規避了方言俗語中生僻、粗俗的部分，保留了最具生命力與表現力的成分，使小說語言呈現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品格。除了這些手法上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趙樹理的創作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他表現的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的生活面臨的問題。從根據地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婚姻問題入手，反映了在一個新的時代來臨時人們思想與精神的深刻變化。這成為他創作中最主要的特點。重視民族傳統審美中具有生命力的內容，發揮傳統小說、傳統藝術，以及民間藝術、民間文化中具有現實意義與生命力的成分，并使之融為一體是趙樹理的重大貢獻。同時，他對代表中國最大多數人口的農民之心理、情感與精神世界的熟悉與表現達到了時代的高度。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強調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應該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習近平總書記也反復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價值，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他要求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五是勇于創新探索。文學創作最忌固步自封、因襲陳規，必須不斷探索，努力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新文學運動就是在接受外來創作手法、觀念的努力中完成了對舊文學的革命。如果不去汲取吸納新的創作手法、創作觀念，中國文學就沒有可能發展進步。在完成了對舊文學的革命之后，新文學需要解決的就是疏離大眾、歐化傾向突出的問題，從既有的模式中突破創新，創作出能夠很好地融外來手法與民族風格于一體的優秀作品。趙樹理的意義正是這一創作趨勢的典型代表。在經過了對流行模式的短暫嘗試后，他回過頭來，認真探索，努力新變，從傳統文學與藝術，以及民間文化中尋找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審美因子，努力把具有現實意義的素材與具有生命力的傳統手法結合起來，有機融合，創作了一批既具有現代品格，又充分體現出民族審美特色的優秀作品。這種探索不是簡單的復古、懷舊，而是在既有基礎上的創新、升華，是對新文學初期創作模式的突破、新變。這些努力，應該說非常突出地體現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代替自己的創造。今天我們認為趙樹理是一種傳統，但在當時卻是非常大膽勇敢的創新。這種創新主要是在新文學革命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取舍傳統審美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成分，與具有時代意義的內容結合起來，形成繼承傳統審美、延續新文學革命精神的具有民族特色、大眾需求的，體現了新文學民族化、大眾化品格的審美范式。這對中國文學而言，意義十分重大。正是趙樹理，以及大批作家的不懈追求，才使新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并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趙樹理早期的創作不僅在各根據地影響頗巨，在國統區也影響重大。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了現當代文學中非常重要的文學創作流派“山藥蛋派”。當時的郭沫若、茅盾、周揚等先后撰文，對趙樹理的創作予以高度肯定。當時的美國記者貝爾登撰文指出，趙樹理是根據地最具知名度的人物。1947年7月，晉冀魯豫邊區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動員廣大文藝工作者像趙樹理一樣投入到解放戰爭與土地改革的實際工作當中。邊區文聯副理事長陳荒煤做了題為《向趙樹理方向邁進》的會議總結，提出“為了更好地反映現實斗爭，我們必須更好地學習趙樹理同志！大家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吧！”這一號召對趙樹理的創作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評價，也非常深刻地影響了之后新中國的文學創作。（作者：山西省作協黨組書記、主席 杜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