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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學生活一瞥

發布時間:2022-05-25 21:12  |  來源:億點網  |  作者:趙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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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三為本文作者、著名書法家趙望進先生

1960年9月,我考入山西師范學院(62年復名為山西大學)中文系并擔任了班長。這個時候正是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一年,從城市到農村生活極度困難。城市居民口糧實行定量供應,農民憑飯票在生產隊的大食堂里吃飯。國家非常照顧大學生,在校學生男生每月每人供應三十二斤面粉,其中細糧只有二斤。女生每人每月供應二十八斤,細糧與男同學一樣。按說這樣的標準比起當時的農村已是“天堂”生活了。可是由于副食遠遠跟不上,同學們正是長身體的二十來歲的小伙子,總是感到吃不飽。每頓飯八個人一攤半盆菜(一般的洗臉盆那么大),每個人分不到半碗。主食是一個二兩重的玉米面窩頭,硬的象磚塊一般,一碗高粱面(又叫紅面,因高粱不脫皮,熬出湯來紅得如血)稀糊糊,很不耐饑。有的同學就編出來順口溜:“洪湖水浪打浪,吃口磚頭進課堂。”

我們入學后沒有專職班主任,由比我們高三級的調干生黨員來兼任,所以班里很多事情就必須由班長去干。在上好專業課的同時,抓生活就成了首要的任務。

那時,我們每人每月生活費9元,由國家供給。這9元不發給學生,直接撥到學生灶上。學校學生灶有兩個地方,中文、數學等幾個大系在大禮堂,曰大灶;物理、化學、外語等幾個人數少的系在小禮堂,曰小灶。大灶的炊事員主要來自晉中某縣,掌勺的人是位高個子中年人。他站在直徑大約一點五米的大鍋旁,左手收飯票,右手用一只勺子為排成一行隊的同學們盛湯。一勺一碗,不多也不少,據說是按量制作的。每每給排隊的人盛完湯后,還留著一大鍋底。這時那位掌勺的炊事員用勺子連續擊打著鍋沿,并操著濃厚的地方口音大聲喊:“放開了!放開了!”喊聲未落,正吃飯的男同學便蜂擁而上,圍著鍋用小勺子去刮鍋底。撲在前面的很快得手刮滿一飯盆或一碗,身子往起一站,把弓腰在后面人的碗頂翻了,霎時湯濺上衣服,引來一番對罵。雖然是小匙刮鍋,但效率很高。一會兒鍋底刮得干干凈凈,像洗過的一般。站在一旁望湯興嘆者,不時小聲罵著:“他媽的,這不是在糟蹋人嗎?”

營養趕不上,有些同學得了“浮腫病”。這時,不知從何處傳來“經驗”,說小球藻可以消除浮腫。于是由系團總支牽頭,掀起了一個自制小球藻的熱潮。  

小球藻的制作非常簡單。在一個臉盆中盛上四分之一的水,把切斷的玉米桿和高粱桿為主的“原料”泡在水中,然后將臉盆放在疊于桌子上的凳子上,再把電燈泡對準臉盆口,晚上一夜開著燈,以充足的光和熱徹夜近距離照著。每個房間的“長明燈”皆由班長負責監督,不準隨意關掉。有天晚上,一位郝姓同學哭喪著臉對我說:“我失眠,開著燈更睡不著了,頭疼!是否可以關上一陣。”我說不敢答應,可架不住同學的懇求,便說:“關上一會就開了,不要讓系里檢查出來。”誰知事情就這么巧,關燈后,被系團總支檢查組發現了。第二天一早,大個子團總書記找到我,操著滿口雁同口音大聲吼道:“你們班昨夜有關燈的房間,你怎么不制止,如果再有這種情況,影響了小球藻的形成,我撤你的班長!”明知是我同意關燈的,我聽著批評,一句也不敢辯解。

原來小球藻是一種菌,高粱桿泡在水中,白天太陽曬,晚上燈光照,在光和熱的作用下,慢慢長出綠毛,形成糊狀,這就是小球藻。據說將它拌在飯中一塊下肚,即可消除浮腫。記得我們班有浮腫的同學吃了的,也沒有什么明顯的效果。不過在缺醫少藥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如此“自力更生”也體現了上級的一種關懷!

小球藻解決不了問題,根本還在于提高營養。每月主食供應數量是固定的,不會增加一兩,關鍵要放在副食提高上,必須在蔬菜上做做文章。當時灶上能買到的只是白菜、白蘿卜之類的“大路菜”,且數量遠遠不足。有的同學提出來挖野菜,甜苣、苦苣以及“油油菜”等,都很好吃。于是,全班同學傾巢出動,提上各自的布袋袋,直奔附近的地邊頭、水渠旁,向野菜開戰。不一會就大袋小袋提回來一大堆。交給廚房,一天也沒吃完。很快全校全系的同學都出動了,校周圍的野菜被一掃而光。挖野菜的范圍越來越廣,竟擴展到汾河沿岸。只要大家動手,就會越挖越有。盡管挖的很多,但大家吃野菜也還是定量的,多出的野菜都晾一晾曬一曬,堆積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天長日久,野菜越積越多,連教室后面的窗戶都堵上了。直到一九六四年形勢好轉后,教室后面還堆得滿滿的,綠格盈盈的野菜已變成了干葉干桿干柴,食堂已不需要了,同學們也無法下咽了。這倒美了學校周圍的農民了,他們用麻袋一包一包裝著拉走,成為喂羊的絕好飼料。

窮苦老百姓常常講“糠菜半年糧”,但對于正在長身體且學習負擔很重的大學生,野菜只能作為小小的補充,還得把蔬菜作為基本的營養保證。可是在市場上,蔬菜越來越緊,連白菜、蘿卜這些“大路菜”也要按計劃供應,遠遠不能達到實際需要之零頭。在這種情況下,系里發出指令,讓各班自己想辦法,通過各種渠道買菜,以勞動做交易,買回菜就行。而且特別強調,哪個班買回菜,哪個班食用,以發給每人菜票為據。 

面對現實,這個任務很自然地落到班干部頭上,我作為班長更責無旁貸。我們有位同學的父親在太原北郊區花圪頭公社當副主任,我央求這位同學帶我到花圪頭鄉見到他父親。我們說明來意,并加重描繪了同學們因缺乏蔬菜而浮腫的現狀。我想作為一位公社的負責人,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該幫幫他的孩子。可是他很安靜地坐在那里,不住地抽著旱煙,表現出滿臉的無奈。最后他終于開口了,操著滿口河南話說:“趙同學,我們公社各村主要是挖小煤窯,種菜的很少。要買煤可以,買菜實在困難。”一聽這話,我心涼了半截,不知怎么回答,更不會說幾句客氣話,只好空手離開了這滿地煤灰的山溝。

一到晚上怎么也睡不著,菜、菜、菜的影子在腦海中不斷浮現。我上大學,第一次來太原,連有名的迎澤公園都沒去過,哪里能找到大宗賣菜的。朦朧中突然想到了我表兄姚振謙。他與我在高中是同一個班,由于體育出色,未畢業就被省體工隊選走,分配在航海俱樂部。航海俱樂部設在晉陽湖畔的南堰村,距離山西大學繞道走有三四十多里路。第二天早飯后,我坐公共汽車在五一廣場倒車到迎澤橋西站下,順晉祠路南行十四五里路,上午十一時半趕到南堰。南堰村子不大,臨晉陽湖,東不遠便是汾河,地里種著不多的水稻和茴子白。看到這種景象,我完全忘掉全身的疲勞,心想買點茴子白應當不成問題。此時表兄剛訓練完畢,扛著漿回到駐地。我說明想在這里買點菜,他邊笑邊搖頭:“根本不可能,一來俱樂部的運動員從來不與駐地的老鄉接觸,互相不認識,二來俱樂部本身吃的菜還得去市里買。”我剛熱了一點的心霎時又涼了多半截。不覺已經中午十二時,運動員開飯了,表兄給負責人請示后留我吃飯。當時雖舉國困難,但運動員的待遇還是比較優厚的。這頓飯是有生之年吃得最好的一次,不僅有大肉炒白菜,主食還有油條(太原人叫麻葉)。油條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它與麻花的形狀口味截然不同,又軟又香,至今想起來,口水還不住往肚子里咽。飯后即要返校,從原路回繞道太遠,至少多三四倍路程,還不一定能趕上公共汽車。表兄把我領到汾河邊,讓我淌河水而過,這樣一直向東可省幾乎五分之四的路程。我望著嘩啦啦的流水,兩腿有些打顫。他給我找了個柳木桿子,并再三給我說,用桿子在前面水中一邊探深淺,一邊擇路前行,不斷提示,哪里浪花多哪里水就淺,哪里水平水靜沒有浪花,哪里水就深,千萬不能從哪里過。我按表兄叮囑,把褲子碼到大腿上,手拄著柳木桿子下水摸索前行。我本來膽子就小,一個人第一次淌水而過,不由得毛骨悚然。除嘩啦啦流水聲外,四望無人,只有岸邊的柳樹擺動著柳絲,好像迎接我過河。表兄站在岸邊遲遲沒有離去,不斷喊著:“往前走!”“朝浪花多處走!”“不敢再往前走了!左拐!”。他在為我指路,又在為我壯膽。下午四時許終于回到學校宿舍里,一邊喝著水,一邊自責:敗興,又是空手而歸。

在那個極貧困的年代,通過私人關系是無法買到菜的。看來只能用勞動做交易去換取了。系里提倡下鄉勞動,且給予盡可能的支持。我們班七十個人分成兩隊,我帶一個隊奔赴壽陽縣一個村里幫農民收玉茭。下鄉勞動是完全義務的,農村社員(即村民)那時全在生產隊食堂集體就餐,每餐每人定量一份,將就著吃一點;食堂也是瓜菜帶,勉強著按人頭下米做菜;生產隊也難例外,湊合著饑一頓飽一頓,吾身難顧吾身,沒心事也沒力量接待幾十號人吃飯。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系里給我們派了一名灶事員前往,壘起爐灶專門為同學們做飯。這樣我們白勞動了十天,換得一大車茴子白的收獲。菜交到灶上,全班同學每人才得到可食一個月的菜票。

第二次下鄉勞動是在榆次西南方向的一個村里。這是個很大的村子,大隊下面有六個生產小隊。我們聯系的是第三小隊。二十多個人帶著鋪蓋、帶著糧票、帶著現金,吃飯交糧票交飯錢,勞動不計報酬,條件只有一個,能買一大車白菜。小隊長很機靈,滿口答應,立馬給我們安排了一周的活計。

白白勞動了七天,回頭買菜時卻有了變故,費盡了周折。

一九六一年國慶節前夕,我帶著同學們的期望來到我們曾經勞動一周的那個村子,很快見到了那位小隊長。一見面他便知道我要來干什么,不等我開口他就帶有十分歉意的口氣說:“賣一車這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是大隊書記把我罵了一通,說單給我們隊的社員還不夠吃,一顆菜也不讓賣掉。”我一聽像是挨了一棒子,據理說:“咱們不是早說好的嗎,怎么幾天就變卦了!”那位隊長說:“唉!不怕官就怕管,人家是家長,管著我們哩!”我帶著懇求的口氣說:“你想想辦法吧,只買一大車。”他手一揚說:“要不你親自找大隊書記說說。”他領我到大隊部,找到書記說了一聲,轉身就溜走了。我理直氣壯地說:“二十多人勞動一周,想買一車白菜,請書記批準。”誰知那位大隊書記比我們的校長還牛,他竟說:“我們又不缺勞力,誰讓你們勞動還要買我們的菜?”我說:“三隊隊長答應的!”他說:“那你找他去。”我說:“千錘打鑼,一錘定音,最終還得你來決定。”他竟提高嗓門說:“我不同意!”我放和緩口氣,近乎到了像小孩向家長要零花錢那么“低三下四”。他一句不吭,吧嗒吧嗒抽著自制的卷煙,不看我一眼也不趕我走。我心里想耐心磨一磨或許對方能“高抬貴手”。誰知,不一會他起身要走。我死皮賴臉地跟在后面一步不離,他走到哪我緊隨到哪。轉來轉去,他一步跨進了他家的大門。我也跟著進到他家的院子里。不料他一步邁進了房間,我也緊追不舍,準備跟進房間。剛舉手揭開簾子,還未著腳,忽然一位中年婦女大聲罵著把我推下門口的臺階。我定睛一看,房門口壓著一把十字交錯的谷桿。我想,房子里有人坐月子,后悔自己太冒失了,幸虧還沒有進入房間,要是闖進去惹下個三長兩短,那罪過肯定會降到我的頭上。

我含著眼淚走出大隊支書家的大門,不知如何是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只能再去找三隊的隊長,他是當事人又是決策人,就在“這棵樹上吊死吧。”

見到第三生產隊隊長,我心里的委屈瞬間發泄了出來,不由自主地放聲哭了。小隊長比我大個十來歲,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伙子不要難受了,我賣給你一車菜,但有個條件。”我聽說賣給一車菜,馬上破涕為笑,一車菜能有多大條件,只要不是干違法的事,我什么都敢答應,便說:“什么條件?你說。”他慢條斯理地說:“我們這拉車的三匹騾子一匹馬,共四塊,全沒有在太原上保險,每塊按規定上保險得十六元,四匹共六十四元。如果交警擋住了,你們可得出,我們的馬車平素不跑太原,你們這是破例!”我聽了不覺一怔,嚇出了一身虛汗,這么大的數字比白菜的價高出了十幾倍,我們哪里掏得起!他說:“你同意了咱就立馬裝車,你不出了咱再考慮考慮!”這下難住了我,堂堂七尺男子還能遇難而退!我想,要出錢也是公家出錢,我是跑腿的,買回菜去就立了功了,哪管花多少錢?于是便斗膽地說:“行吧,我給學校說說。”這是一句莫棱兩可的話,先答應住再說。小隊長一聲喊來三個小伙子,安排說:“你們去裝一車白菜,給××、××倆說一聲,晚上給太原送菜去。”安排完畢,他領我去生產隊食堂吃晚飯。我拿出二兩糧票五分錢交給司務長,炊事員給我盛了一碗合子飯,面條是豆面的,小米有一股發酸的異味,我像“餓狼”一樣,半閉住氣很快把一碗湯帶面吞了下去。

晚上九點多裝滿白菜的膠輪大車才準備出發,趕車人說走得早了怕半夜進學校不方便。兩位趕車人,每人穿著一件翻毛羊皮襖。他們一個趕車,一個把草苞子扔上車,叫我和他一同坐在裝滿白菜的車頂。正值國慶節前夕,天氣漸冷,早晚溫差很大。上午來時陽光高照,晚間卻寒氣襲人,猶如初冬。我穿著中式夾襖,兩條黑色土布褲子套在一起,屁股和腿緊緊挨著白菜,一股刺骨的涼氣不住往腿里鉆。和我同在車頂的那位穿羊皮襖的社員,很快就打起呼嚕來,睡得十分香甜。而我越來越覺得涼氣從腿上竄遍全身,牙關子不住格格相撞。盡管這樣,也沒有敢借羊皮襖沾沾熱氣。我緊拉著捆綁白菜的繩索,心里想著,當學生就這么可憐?當班長就干這活計?……瞬間思緒轉向母親常給我說的一句話來:“不知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又想起同學們表態經常說的:“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看看志愿軍打老美!”這時身上稍覺好受點。不料車子左右顛簸,一不小心,我和草包子一齊被甩到了車下。原來車到北營了,這里正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趕車的車夫把我扶起來,我看到“北營火車站”幾個字,心里高興極了:快了,快了,快到學校南門口了!此時兩腿又冰冷又僵硬,我強行擺動了擺動,步子才能邁開了。我給車夫說:“我不坐了,就在后面跑吧!”

路面不平,車子左右搖擺,前行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學校的南門已經在望,我帶著馬車下了公路,直向校南門口駛去。

車進南校門時,東方已白,天氣放亮,同學們正下早操。我徑直把菜車領到中文系食堂,交給大灶管理員。管理員高興地照料著兩位車夫,讓灶事員端來半盆剛蒸好的熱紅薯作為他們的早餐。我向管理員交代了白菜的數量和應付金額,含糊其辭地提了養路費,看來兩位車夫并不明白,我向他們客氣了兩句,轉頭奔向宿舍,拿了飯盆(比碗稍大的洋瓷小盆)去大餐廳排隊打早飯去了。一夜白菜車,留下的腿疼,至今未愈。

山大中文系在洪洞縣牧馬有個農場,系里不斷安排同學在那里勞動和上課,勞動基本上就是種植蔬菜和一些小雜糧,但遠遠滿足不了上千名師生所需。在“自力更生”口號的感召下,學校提倡就地種菜。霎時間,各班紛紛在校園里占地,除地上有磚有石頭的地方外,凡有黃土的地塊都種上了茴子白。茴子白適應性強,極好管理,長的個頭很大,獲得意想不到的豐收。我曾在《大學紀事》一詩中這樣寫道:“校園變菜園,菜草雜蓁蓁。”

今年是山西大學120周年華誕,我雖年愈耄耋,但對60多年以前的事情依然記憶猶新,對那特殊的年代有著特殊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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