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左三為本文作者、著名書法家趙望進先生

1960年9月，我考入山西師范學院（62年復名為山西大學）中文系并擔任了班長。這個時候正是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一年，從城市到農村生活極度困難。城市居民口糧實行定量供應，農民憑飯票在生產隊的大食堂里吃飯。國家非常照顧大學生，在校學生男生每月每人供應三十二斤面粉，其中細糧只有二斤。女生每人每月供應二十八斤，細糧與男同學一樣。按說這樣的標準比起當時的農村已是“天堂”生活了。可是由于副食遠遠跟不上，同學們正是長身體的二十來歲的小伙子，總是感到吃不飽。每頓飯八個人一攤半盆菜（一般的洗臉盆那么大），每個人分不到半碗。主食是一個二兩重的玉米面窩頭，硬的象磚塊一般，一碗高粱面（又叫紅面，因高粱不脫皮，熬出湯來紅得如血）稀糊糊，很不耐饑。有的同學就編出來順口溜：“洪湖水浪打浪，吃口磚頭進課堂。”

我們入學后沒有專職班主任，由比我們高三級的調干生黨員來兼任，所以班里很多事情就必須由班長去干。在上好專業課的同時，抓生活就成了首要的任務。

那時，我們每人每月生活費9元，由國家供給。這9元不發給學生，直接撥到學生灶上。學校學生灶有兩個地方，中文、數學等幾個大系在大禮堂，曰大灶；物理、化學、外語等幾個人數少的系在小禮堂，曰小灶。大灶的炊事員主要來自晉中某縣，掌勺的人是位高個子中年人。他站在直徑大約一點五米的大鍋旁，左手收飯票，右手用一只勺子為排成一行隊的同學們盛湯。一勺一碗，不多也不少，據說是按量制作的。每每給排隊的人盛完湯后，還留著一大鍋底。這時那位掌勺的炊事員用勺子連續擊打著鍋沿，并操著濃厚的地方口音大聲喊：“放開了！放開了！”喊聲未落，正吃飯的男同學便蜂擁而上，圍著鍋用小勺子去刮鍋底。撲在前面的很快得手刮滿一飯盆或一碗，身子往起一站，把弓腰在后面人的碗頂翻了，霎時湯濺上衣服，引來一番對罵。雖然是小匙刮鍋，但效率很高。一會兒鍋底刮得干干凈凈，像洗過的一般。站在一旁望湯興嘆者，不時小聲罵著：“他媽的，這不是在糟蹋人嗎？”

營養趕不上，有些同學得了“浮腫病”。這時，不知從何處傳來“經驗”，說小球藻可以消除浮腫。于是由系團總支牽頭，掀起了一個自制小球藻的熱潮。  

小球藻的制作非常簡單。在一個臉盆中盛上四分之一的水，把切斷的玉米桿和高粱桿為主的“原料”泡在水中，然后將臉盆放在疊于桌子上的凳子上，再把電燈泡對準臉盆口，晚上一夜開著燈，以充足的光和熱徹夜近距離照著。每個房間的“長明燈”皆由班長負責監督，不準隨意關掉。有天晚上，一位郝姓同學哭喪著臉對我說：“我失眠，開著燈更睡不著了，頭疼！是否可以關上一陣。”我說不敢答應，可架不住同學的懇求，便說：“關上一會就開了，不要讓系里檢查出來。”誰知事情就這么巧，關燈后，被系團總支檢查組發現了。第二天一早，大個子團總書記找到我，操著滿口雁同口音大聲吼道：“你們班昨夜有關燈的房間，你怎么不制止，如果再有這種情況，影響了小球藻的形成，我撤你的班長！”明知是我同意關燈的，我聽著批評，一句也不敢辯解。

原來小球藻是一種菌，高粱桿泡在水中，白天太陽曬，晚上燈光照，在光和熱的作用下，慢慢長出綠毛，形成糊狀，這就是小球藻。據說將它拌在飯中一塊下肚，即可消除浮腫。記得我們班有浮腫的同學吃了的，也沒有什么明顯的效果。不過在缺醫少藥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如此“自力更生”也體現了上級的一種關懷！

小球藻解決不了問題，根本還在于提高營養。每月主食供應數量是固定的，不會增加一兩，關鍵要放在副食提高上，必須在蔬菜上做做文章。當時灶上能買到的只是白菜、白蘿卜之類的“大路菜”，且數量遠遠不足。有的同學提出來挖野菜，甜苣、苦苣以及“油油菜”等，都很好吃。于是，全班同學傾巢出動，提上各自的布袋袋，直奔附近的地邊頭、水渠旁，向野菜開戰。不一會就大袋小袋提回來一大堆。交給廚房，一天也沒吃完。很快全校全系的同學都出動了，校周圍的野菜被一掃而光。挖野菜的范圍越來越廣，竟擴展到汾河沿岸。只要大家動手，就會越挖越有。盡管挖的很多，但大家吃野菜也還是定量的，多出的野菜都晾一晾曬一曬，堆積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天長日久，野菜越積越多，連教室后面的窗戶都堵上了。直到一九六四年形勢好轉后，教室后面還堆得滿滿的，綠格盈盈的野菜已變成了干葉干桿干柴，食堂已不需要了，同學們也無法下咽了。這倒美了學校周圍的農民了，他們用麻袋一包一包裝著拉走，成為喂羊的絕好飼料。

窮苦老百姓常常講“糠菜半年糧”，但對于正在長身體且學習負擔很重的大學生，野菜只能作為小小的補充，還得把蔬菜作為基本的營養保證。可是在市場上，蔬菜越來越緊，連白菜、蘿卜這些“大路菜”也要按計劃供應，遠遠不能達到實際需要之零頭。在這種情況下，系里發出指令，讓各班自己想辦法，通過各種渠道買菜，以勞動做交易，買回菜就行。而且特別強調，哪個班買回菜，哪個班食用，以發給每人菜票為據。 

面對現實，這個任務很自然地落到班干部頭上，我作為班長更責無旁貸。我們有位同學的父親在太原北郊區花圪頭公社當副主任，我央求這位同學帶我到花圪頭鄉見到他父親。我們說明來意，并加重描繪了同學們因缺乏蔬菜而浮腫的現狀。我想作為一位公社的負責人，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該幫幫他的孩子。可是他很安靜地坐在那里，不住地抽著旱煙，表現出滿臉的無奈。最后他終于開口了，操著滿口河南話說：“趙同學，我們公社各村主要是挖小煤窯，種菜的很少。要買煤可以，買菜實在困難。”一聽這話，我心涼了半截，不知怎么回答，更不會說幾句客氣話，只好空手離開了這滿地煤灰的山溝。

一到晚上怎么也睡不著，菜、菜、菜的影子在腦海中不斷浮現。我上大學，第一次來太原，連有名的迎澤公園都沒去過，哪里能找到大宗賣菜的。朦朧中突然想到了我表兄姚振謙。他與我在高中是同一個班，由于體育出色，未畢業就被省體工隊選走，分配在航海俱樂部。航海俱樂部設在晉陽湖畔的南堰村，距離山西大學繞道走有三四十多里路。第二天早飯后，我坐公共汽車在五一廣場倒車到迎澤橋西站下，順晉祠路南行十四五里路，上午十一時半趕到南堰。南堰村子不大，臨晉陽湖，東不遠便是汾河，地里種著不多的水稻和茴子白。看到這種景象，我完全忘掉全身的疲勞，心想買點茴子白應當不成問題。此時表兄剛訓練完畢，扛著漿回到駐地。我說明想在這里買點菜，他邊笑邊搖頭：“根本不可能，一來俱樂部的運動員從來不與駐地的老鄉接觸，互相不認識，二來俱樂部本身吃的菜還得去市里買。”我剛熱了一點的心霎時又涼了多半截。不覺已經中午十二時，運動員開飯了，表兄給負責人請示后留我吃飯。當時雖舉國困難，但運動員的待遇還是比較優厚的。這頓飯是有生之年吃得最好的一次，不僅有大肉炒白菜，主食還有油條（太原人叫麻葉）。油條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它與麻花的形狀口味截然不同，又軟又香，至今想起來，口水還不住往肚子里咽。飯后即要返校，從原路回繞道太遠，至少多三四倍路程，還不一定能趕上公共汽車。表兄把我領到汾河邊，讓我淌河水而過，這樣一直向東可省幾乎五分之四的路程。我望著嘩啦啦的流水，兩腿有些打顫。他給我找了個柳木桿子，并再三給我說，用桿子在前面水中一邊探深淺，一邊擇路前行，不斷提示，哪里浪花多哪里水就淺，哪里水平水靜沒有浪花，哪里水就深，千萬不能從哪里過。我按表兄叮囑，把褲子碼到大腿上，手拄著柳木桿子下水摸索前行。我本來膽子就小，一個人第一次淌水而過，不由得毛骨悚然。除嘩啦啦流水聲外，四望無人，只有岸邊的柳樹擺動著柳絲，好像迎接我過河。表兄站在岸邊遲遲沒有離去，不斷喊著：“往前走！”“朝浪花多處走！”“不敢再往前走了！左拐！”。他在為我指路，又在為我壯膽。下午四時許終于回到學校宿舍里，一邊喝著水，一邊自責：敗興，又是空手而歸。

在那個極貧困的年代，通過私人關系是無法買到菜的。看來只能用勞動做交易去換取了。系里提倡下鄉勞動，且給予盡可能的支持。我們班七十個人分成兩隊，我帶一個隊奔赴壽陽縣一個村里幫農民收玉茭。下鄉勞動是完全義務的，農村社員（即村民）那時全在生產隊食堂集體就餐，每餐每人定量一份，將就著吃一點；食堂也是瓜菜帶，勉強著按人頭下米做菜；生產隊也難例外，湊合著饑一頓飽一頓，吾身難顧吾身，沒心事也沒力量接待幾十號人吃飯。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系里給我們派了一名灶事員前往，壘起爐灶專門為同學們做飯。這樣我們白勞動了十天，換得一大車茴子白的收獲。菜交到灶上，全班同學每人才得到可食一個月的菜票。

第二次下鄉勞動是在榆次西南方向的一個村里。這是個很大的村子，大隊下面有六個生產小隊。我們聯系的是第三小隊。二十多個人帶著鋪蓋、帶著糧票、帶著現金，吃飯交糧票交飯錢，勞動不計報酬，條件只有一個，能買一大車白菜。小隊長很機靈，滿口答應，立馬給我們安排了一周的活計。

白白勞動了七天，回頭買菜時卻有了變故，費盡了周折。

一九六一年國慶節前夕，我帶著同學們的期望來到我們曾經勞動一周的那個村子，很快見到了那位小隊長。一見面他便知道我要來干什么，不等我開口他就帶有十分歉意的口氣說：“賣一車這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是大隊書記把我罵了一通，說單給我們隊的社員還不夠吃，一顆菜也不讓賣掉。”我一聽像是挨了一棒子，據理說：“咱們不是早說好的嗎，怎么幾天就變卦了！”那位隊長說：“唉！不怕官就怕管，人家是家長，管著我們哩！”我帶著懇求的口氣說：“你想想辦法吧，只買一大車。”他手一揚說：“要不你親自找大隊書記說說。”他領我到大隊部，找到書記說了一聲，轉身就溜走了。我理直氣壯地說：“二十多人勞動一周，想買一車白菜，請書記批準。”誰知那位大隊書記比我們的校長還牛，他竟說：“我們又不缺勞力，誰讓你們勞動還要買我們的菜？”我說：“三隊隊長答應的！”他說：“那你找他去。”我說：“千錘打鑼，一錘定音，最終還得你來決定。”他竟提高嗓門說：“我不同意！”我放和緩口氣，近乎到了像小孩向家長要零花錢那么“低三下四”。他一句不吭，吧嗒吧嗒抽著自制的卷煙，不看我一眼也不趕我走。我心里想耐心磨一磨或許對方能“高抬貴手”。誰知，不一會他起身要走。我死皮賴臉地跟在后面一步不離，他走到哪我緊隨到哪。轉來轉去，他一步跨進了他家的大門。我也跟著進到他家的院子里。不料他一步邁進了房間，我也緊追不舍，準備跟進房間。剛舉手揭開簾子，還未著腳，忽然一位中年婦女大聲罵著把我推下門口的臺階。我定睛一看，房門口壓著一把十字交錯的谷桿。我想，房子里有人坐月子，后悔自己太冒失了，幸虧還沒有進入房間，要是闖進去惹下個三長兩短，那罪過肯定會降到我的頭上。

我含著眼淚走出大隊支書家的大門，不知如何是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只能再去找三隊的隊長，他是當事人又是決策人，就在“這棵樹上吊死吧。”

見到第三生產隊隊長，我心里的委屈瞬間發泄了出來，不由自主地放聲哭了。小隊長比我大個十來歲，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小伙子不要難受了，我賣給你一車菜，但有個條件。”我聽說賣給一車菜，馬上破涕為笑，一車菜能有多大條件，只要不是干違法的事，我什么都敢答應，便說：“什么條件？你說。”他慢條斯理地說：“我們這拉車的三匹騾子一匹馬，共四塊，全沒有在太原上保險，每塊按規定上保險得十六元，四匹共六十四元。如果交警擋住了，你們可得出，我們的馬車平素不跑太原，你們這是破例！”我聽了不覺一怔，嚇出了一身虛汗，這么大的數字比白菜的價高出了十幾倍，我們哪里掏得起！他說：“你同意了咱就立馬裝車，你不出了咱再考慮考慮！”這下難住了我，堂堂七尺男子還能遇難而退！我想，要出錢也是公家出錢，我是跑腿的，買回菜去就立了功了，哪管花多少錢？于是便斗膽地說：“行吧，我給學校說說。”這是一句莫棱兩可的話，先答應住再說。小隊長一聲喊來三個小伙子，安排說：“你們去裝一車白菜，給××、××倆說一聲，晚上給太原送菜去。”安排完畢，他領我去生產隊食堂吃晚飯。我拿出二兩糧票五分錢交給司務長，炊事員給我盛了一碗合子飯，面條是豆面的，小米有一股發酸的異味，我像“餓狼”一樣，半閉住氣很快把一碗湯帶面吞了下去。

晚上九點多裝滿白菜的膠輪大車才準備出發，趕車人說走得早了怕半夜進學校不方便。兩位趕車人，每人穿著一件翻毛羊皮襖。他們一個趕車，一個把草苞子扔上車，叫我和他一同坐在裝滿白菜的車頂。正值國慶節前夕，天氣漸冷，早晚溫差很大。上午來時陽光高照，晚間卻寒氣襲人，猶如初冬。我穿著中式夾襖，兩條黑色土布褲子套在一起，屁股和腿緊緊挨著白菜，一股刺骨的涼氣不住往腿里鉆。和我同在車頂的那位穿羊皮襖的社員，很快就打起呼嚕來，睡得十分香甜。而我越來越覺得涼氣從腿上竄遍全身，牙關子不住格格相撞。盡管這樣，也沒有敢借羊皮襖沾沾熱氣。我緊拉著捆綁白菜的繩索，心里想著，當學生就這么可憐？當班長就干這活計？……瞬間思緒轉向母親常給我說的一句話來：“不知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又想起同學們表態經常說的：“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看看志愿軍打老美！”這時身上稍覺好受點。不料車子左右顛簸，一不小心，我和草包子一齊被甩到了車下。原來車到北營了，這里正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趕車的車夫把我扶起來，我看到“北營火車站”幾個字，心里高興極了：快了，快了，快到學校南門口了！此時兩腿又冰冷又僵硬，我強行擺動了擺動，步子才能邁開了。我給車夫說：“我不坐了，就在后面跑吧！”

路面不平，車子左右搖擺，前行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學校的南門已經在望，我帶著馬車下了公路，直向校南門口駛去。

車進南校門時，東方已白，天氣放亮，同學們正下早操。我徑直把菜車領到中文系食堂，交給大灶管理員。管理員高興地照料著兩位車夫，讓灶事員端來半盆剛蒸好的熱紅薯作為他們的早餐。我向管理員交代了白菜的數量和應付金額，含糊其辭地提了養路費，看來兩位車夫并不明白，我向他們客氣了兩句，轉頭奔向宿舍，拿了飯盆（比碗稍大的洋瓷小盆）去大餐廳排隊打早飯去了。一夜白菜車，留下的腿疼，至今未愈。

山大中文系在洪洞縣牧馬有個農場，系里不斷安排同學在那里勞動和上課，勞動基本上就是種植蔬菜和一些小雜糧，但遠遠滿足不了上千名師生所需。在“自力更生”口號的感召下，學校提倡就地種菜。霎時間，各班紛紛在校園里占地，除地上有磚有石頭的地方外，凡有黃土的地塊都種上了茴子白。茴子白適應性強，極好管理，長的個頭很大，獲得意想不到的豐收。我曾在《大學紀事》一詩中這樣寫道：“校園變菜園，菜草雜蓁蓁。”

今年是山西大學120周年華誕，我雖年愈耄耋，但對60多年以前的事情依然記憶猶新，對那特殊的年代有著特殊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