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陶為器，冶制斤斧
　　《資治通鑒外紀》載：“神農氏作陶冶斤斧。”有了陶器，可以貯藏食和蒸煮食物，改善生活條件。
　　在古人類最早沒有掌握用火技術之前，使用的容器主要是葫蘆科植物的果實，用來裝水、裝種子等。隨著人類學會用火，隨之也打開了利用火改變世界的大門，陶瓷的發明就始于此。如果從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片算起，中國陶器的產生距今已有近2萬年的歷史，即人類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工用火和熟悉黏土性能是發明陶器的兩大前提，先民在生產中發現，黏土加水后可塑性增強，能捏出各種形狀，曬干后還會變硬，但一碰到水則又潮解。最初人們用火限于生活，或者是用來烤熟食物，也在山洞里燃起不滅的篝火用于取暖和驅趕野獸。慢慢地人們發現，被火烤過的土塊會變得像石頭一樣堅硬，這一點讓他們得到了啟示，由此開始了人工燒陶的探索。
　　最初的陶器是捏胎法，仙人洞遺址發掘的陶片就是捏胎法，把一團黏土搟薄，用手捏成罐的模樣，陰干燒制成型，就可以用作鍋釜。從仙人洞的洞內巖畫來看，他們經常獵殺鹿，而挖掘也發現了很多煮過的鹿骨頭，不難想象，當年他們經常在洞里“吃著鹿肉火鍋唱著歌”。但手捏的陶器厚薄不均，受熱后容易炸裂，也有不少時候吃著吃著鍋炸了，鹿肉湯灑了一地，令他們掃興。慢慢地，陶器制作發展成為泥條盤筑法：把泥搓成細條，盤成一個容器的形狀，再用木板拍打使其黏合、變光，晾干后就成型了。至今流傳于云南、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土陶仍然保留著當年制陶的工藝。此后，關于陶器的發現出現了一個較長時間的斷層，考古學家甚至一度懷疑，陶器被發明后由于各種原因曾經失傳，后來于9000年前又重新被其他部落發明出來。
　　泥條盤筑法制作出來的器壁較厚，表面亦少光亮，燒成溫度較低，胎質較軟，陶衣呈灰黑色，很容易脫落。隨后先民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輪制法，并由慢輪進步到快輪。尤其快輪的發明，快輪成型技術是在長期使用慢輪修整技術基礎上改進的，它使陶器的造型更加優美，紋飾更加多樣，藝術性更加增強，表面更加光滑干整。輪制法的科學性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制陶業。燒制技術的改進，是制陶工藝的又一次大飛躍，改露天燒制為窯內燒制，使燒制的溫度提高到上千度，制陶工藝達到了爐火純青的階段。
　　從作陶到冶斤斧，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銅片早在距今6000多年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出現，距今5000年左右。在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先后發現銅器，如青銅刀、黃銅錐等。銅器的出現更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進程，標志著原始社會的結束，奴隸社會的興起。
　　也許，神農炎帝時代末期曾經經歷了一段石、銅并用的階段，黃帝也正是依靠冶銅業的發展戰勝了炎帝，打敗了蚩尤。
　　從高平周邊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等遺址發掘情況看，炎帝時期制陶工藝應該是從盤條泥筑法到慢輪拉坯法過渡的過程。而高平是黃河流域乃至全國唯一 一個傳承了陶器所有燒造工藝的區域。除紅陶、彩繪紅陶失去市場被淘汰以外，壓光灰陶、黑陶、琉璃、琺華至今仍在高平小規模生產，這不得不說是陶器制造史上的一個奇跡。
　　高平河西回山村仍在生產壓光灰陶，高平人幾乎家家戶戶要有兩個灰陶砂鍋，一個用來熬小米粥，一個用來煎藥，也許這就是炎帝當年流傳下來的指定用鍋。黑陶在馬村鎮一帶窯燒不斷，它采用快輪拉坯和窯內燒制，并在燒制中實行滲碳處理，后期磨光，使得陶器呈現出“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特點，成為省內有名的地方文化特產。琉璃和琺華堪稱陶器發展的劃時代產品，琉璃器中的唐三彩名噪一時，多用于建筑裝飾和冥器，高平米山至今仍燒造佛像造型的琉璃制品，受到各地琉璃收藏愛好者的歡迎。
　　琺華與琉璃區別于釉色，元代時誕生于山西陽城、高平一帶，興于明清，清朝中期時斷燒近300年，于2016年在高平復燒成功。2019年琺華瓷參加第四屆山西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榮獲“神工杯”工藝美術金獎，被譽為“山西三寶”之一。
　　在高平灰陶、黑陶或者琉璃、琺華的窯前，看著窯火熊熊燃燒，很自然就想到一個詞——薪火相傳。這個詞的意思是：前一根柴剛燒完，后一根柴已經燒著，火永遠不熄，比喻學問一代代繼承下去。而通過治陶業在高平的發展，更能看到神農炎帝文化的代代傳承，這真是一種文化的幸運。
　　始制弦琴，初定音律
　　《世本》載：“神農作琴”“神農作瑟”，還具體說道：“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卻邪欲，反其天真。”
　　應該說，上述記載已經參雜了很多儒學的價值觀。遠古時期的音樂起源與生產同步，和先民的勞作、狩獵是息息相關的。最早的骨哨、陶塤只有簡單的音調，只能模仿鳥獸的叫聲，最初的作用應該是模仿鳥獸的鳴叫用來吸引動物，為狩獵提供機會。最初的音樂也貫穿于先民勞作和祭祀之中，古代科學知識匱乏，一些諸如雷鳴電閃、日食月食等平常的自然現象也被古人曲解為上天的憤怒，對人類的降罪，因此古人往往要通過整天甚至連續數天的歌舞取悅上天，為己贖罪。現在仍流行于我國云南少數民族地區乃至非洲、南美的奔放的歌舞，使用的手鼓、木琴等樂器就有著非常強烈的原始氣息。
　　隨著人類生產的發展，帶動了生活的改善，智力的提高，對樂器進行改進、完善，以便吹奏出更加優美的音樂也是必然的。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骨笛是6200至6700年前先民使用的器物。它以鶴類腿骨制成，從骨管上所留的等分刻符可知，在鉆孔前經過了認真的計算。骨笛經測試可吹奏接近七聲的音階，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且音樂性能最好的管樂器。
　　而用來計算等分刻符的尺度，也是取自炎帝的黍尺，這一切無疑為炎帝“定音律”做了很好的注腳。《漢書》也同樣記載了樂律的制定：“五音之本，生于黃鐘之律……以子谷柜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也，以上黨羊頭山黍度之為尺，以定黃鐘。”是說用羊頭山產的黍谷中等顆粒者，橫排90粒，其長度為9寸。9寸長的竹管（孔徑3分）吹出來的聲音就是黃鐘之音。相當于簡譜“1”（dao），黃鐘的低音調相當于C調。按照古人所說的三分損益法，依黃鐘9寸之長度，可計算出十二律的六律六呂之分別長度。
　　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朱載堉，是明代著名的科學家、律學家、歷學家、音樂家。他一生曾三上羊頭山，考察始祖炎帝培植的秬黍，并以羊頭山黍定黃鐘大呂。
　　第一次上羊頭山在他30歲左右。他翻閱北魏《風土記》時發現了黍的優質產地就在山西高平羊頭山的井子坪。時值隆慶帝即位，朱載堉赴京朝賀返回懷慶府途中繞道長子，第一次登上羊頭山。明隆慶四年（1570年)，朱載堉第二次上羊頭山，從三種黍中選擇了黍子回鄉試種。經過數年終于培育出標準的黍粒，為他發明“新法密律”起到了借鑒作用。在他重新審定《律呂精義》等著作，準備編纂《樂律全書》期間三上羊頭山，進一步驗證了他選的黍種，并且研究了羊頭山神農城、神農泉、神農井、五谷畦等炎帝文化遺存，完整記錄了唐代重修清華寺的碑文。同時，他還對炎帝陵、古潞國，黃帝封參盧于潞以及羊頭山的地理位置，丹水、漳水、精衛填海的傳說一一進行了認真的考察論證，最終寫出了著名的考察散文《羊頭山新記》。
　　在沉睡了四百多年之后，我們按照《羊頭山新記》的記載，一一確認了神農城、神農泉、神農井、五谷畦、炎帝陵的位置。朱載堉在文中說，炎帝陵距高平縣城三十四里。如今從高平市政府樓前走舊高團線，到炎帝陵所在的神農鎮莊里村距離為15.22公里，其中的誤差原因是數百年間從明清官道到如今高團線的截彎取直，從中可見朱載堉文章的嚴謹。
　　如今的高平也是“音樂曲藝梆子之鄉”，有高平秧歌、高平鼓書、上黨八音會、上黨梆子等曲樂類型。秧歌、鼓書生動活潑，廣泛流傳于田間地頭，傳唱著這片土地這群人的愛憎。
　　八音會是一種民間吹打樂，主要使用鼓、鑼、鈸、笙、簫、笛、管等八種樂器，萌生于秦漢時期，漢代的“鼓吹”樂是其源頭與先祖，脫胎于唐宋樂舞和宋金元戲曲，形成發展于元明之際，成熟興盛于明末清初，融合了宮廷古曲、道教音樂、戲曲曲牌和民歌小調等音樂元素，兼吹兼打，吹打結合。高平八音會班底豐厚，高手如云，2019年高平炎帝陵神尊赴臺巡游期間，高平遴選優秀樂手赴臺巡演，所到之處喝彩不斷、掌聲雷動。
　　上黨梆子上承元雜劇，起于明末、興于清中，分“潞府”“澤府”兩個流派，高平博取眾長，“三樂意”“萬億班”唱遍晉冀魯豫，趙清海被譽為“上黨戲王”。高平人愛戲如狂，幾乎村村有戲臺、有廟會，逢會必唱戲。全國現存最早的戲臺——二郎廟元代戲臺歷經八百年風雨依然挺立。高平許氏戲曲盔頭傳承一百多年至今不衰，河西樂器技師王金書、張文強父子制作的二胡、板胡、頭把、二把等傳統樂器被周邊樂隊、劇團搶購。
　　近年來，上黨梆子參與全國戲曲大賽，連奪戲劇界最高獎“梅花獎”五次，得主四女一男，四女是高平女兒，一男是高平女婿。高平稱為“上黨梆子戲曲之鄉”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