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陰文化，中國文化的故鄉，最早中國的映像。

2021年10月18日，國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山西共有5項入選，包括夏縣西陰村遺址、襄汾丁村遺址、襄汾陶寺遺址、臨汾晉侯墓地及曲村—天馬遺址、侯馬晉國遺址。最終入選的100項考古發現，反映了中國考古學在人類起源、農業起源、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中國早期國家誕生、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等方面的重要學術研究成果，都在各自領域解決了重大的學術問題，實現了新突破。在夏縣西陰村遺址發掘出土的半個人工切割蠶繭標本，已被確認為中國絲綢紡織史上最重要的實物證據。西陰村遺址赫然名列“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說明西陰村遺址在考古學歷史上的地位之高，并且在中國文化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垣曲下馬遺址出土單耳葫蘆口壺

2021年9月23日至11月25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運城市文物保護中心、運城博物館聯合舉辦的“與華相宜——晉南西陰文化特展”在運城博物館開展。展覽分為“中西合作 發掘西陰”“彩陶蠶繭成就西陰”“文明曙光源發西陰”三大部分，展覽最大的亮點是“三個結合”：一是考古往事與考古出土物的結合，通過展示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的圖文資料與1994年西陰村遺址發掘出土的陶缽、陶盆以及重唇口尖底瓶等典型器物，引導培養公眾對考古事業的興趣愛好。二是文物本體與情節情景的結合，通過房址復原以及情景再現，還原5000多年前西陰先民生產、生活以及居住的聚落形態。三是點與面、源與流的結合，通過梳理晉南仰韶早期至中期從棗園文化——仰韶文化東莊類型——西陰文化的發展脈絡，揭示西陰文化的孕育、形成和發展以及西陰文化的地域影響和歷史價值。讓人們從西陰文化的厚重底色中領略豐盈的人文和文化遺產，從而認識人文意義經緯縱橫的西陰文化。

何以稱為西陰文化

西陰文化得名于西陰村遺址。西陰村遺址位于山西省夏縣尉郭鄉西陰村的西北部，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遺址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范圍西北隔鳴條崗近涑水河，東南隔青龍河依中條山。西陰村遺址有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西陰村遺址對于研究和認識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新石器文化有著重要意義。1996年，西陰村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陰文化，有學者稱其為“仰韶文化西陰類型”或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抑或是“廟底溝文化”。西陰文化之所以具有獨立命名文化的特質，原因有三：一是西陰村是中國考古學者第一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時間早于廟底溝；二是1986年西陰遺址的再次發掘獲得了豐富的文化遺存，使其具備了作為標尺的前提；三是廟底溝是“廟底溝二期文化”命名的典型遺址，也不如西陰村遺址文化單純。西陰文化距今約6000年至5200年，發源于晉、陜、豫交界處，是黃河流域東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形成后迅速擴張，鼎盛時期其文化遺存在東起豫中平原、西至青海東部、南到漢水中游、北達河西地帶廣大地域都有分布，影響及奠定了先秦中國的空間基礎。從此意義上講，西陰文化是最早中國的故鄉。同時作為中國學者第一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不僅僅是空間層面的地理坐標，更是新時代文博考古工作者的精神燈塔和文化圖騰。

西陰文化的三個階段

據介紹西陰文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萌芽階段、形成和發展階段、文化大遷徙階段。

西陰文化萌芽階段文化遺存分布：目前主要發現在晉西南、豫西北、關中東部的晉陜豫交界區晉豫一側，漢水中游也有分布。陶器組合與典型的西陰文化有一定的差別，含有較多半坡文化史家期因素。晉南地區大體以呂梁山、太岳山和中條山為屏蔽，其間以峨嵋嶺為界分為南部的運城盆地和北部的臨汾盆地。晉南除了典型的西陰文化西陰村遺址外，還有與西陰文化有關的遺址：翼城棗園遺址、翼城北橄遺址、垣曲古城東關一期遺址、芮城東莊遺址、夏縣師村遺址、夏縣轅村遺址、垣曲下馬遺址、垣曲寧家坡遺址、河津固鎮遺址、洪洞耿壁遺址等。

夏縣西陰村遺址出土葫蘆口瓶

西陰文化形成、發展階段主要遺存分布：形成階段，主要分布在晉陜豫交界區（西）、豫中地區（東）、漢水中游（南）、河曲地帶（北）幾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內；發展階段，空間結構是延續上一階段而來，原有的東、南、西、北四個區仍然是基本的分布區域，但是分布范圍進一步拓展，嵩山周圍地區已成為西陰文化重要的分布區。西陰文化的觸角向西南深入到漢水上游，另外在渭河中上游和桑干河流域又開始了向西陰文化的轉化過程。

距今5000年前后文化大遷徏階段：大約在公元前四世紀中后期，受多種因素影響，西陰文化步入瓦解階段，盛極一時的西陰文化開始解體，代之而起的是在其分布地區和影響范圍內諸多考古學文化的群雄并起，中國史前時期歷史進入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時代晚期（距今5500年—4700年），這是另一種模式下文化激蕩的年代，各考古學文化的文明因素紛紛涌現，在文化交往層面上表現為各考古學文化出現了大遷徒，促進了中華文明的進展和文化的發展。

西陰遺址發現與發掘

西陰所在的晉陜盆地帶是全國十大盆地之一，這里自然環境優越，水源充足，是理想的棲居之地。公元前4000年東亞季風南撤，黃河流域發生顯著氣候變化，更加適宜多種農作物栽培；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蠶桑業的興起以及花卉紋彩陶的傳播，為史前人口增長和文化交流互鑒提供了物質基礎。西陰先民們在環壕村落里生活，燒荒種植收獲，采集捕魚狩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迎接即將開啟文明之門的時刻。

1926年2月5日到3月26日，從西方留學回來的李濟、袁復禮依據古史記載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3月24日發現了西陰村遺址，之后清華學校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合作決定發掘西陰村遺址。1926年10月15日，當李濟、袁復禮再次踏入西陰村遺址，定好基點、布方、挖起第一鍬土的時候，這短暫的片刻成為歷史的永恒。西陰，是為增進知識的考古，篳路藍縷，恩澤后學，百載偉績，由此奠基。

西陰村遺址是人文豐盈的古文化遺址。西陰村遺址出土的半個蠶繭化石，繭殼長約1.36厘米，繭腹約1.04厘米，如今已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珍藏于恒溫庫中，數十年來只在1995年紀念李濟百歲誕辰之際當作特展品展出過一次（64小時）。半個蠶繭化石，是中國絲綢文明的重要物證，也是萬里絲綢之路的原點。

西陰文化典型陶器以盆、罐（甕）、尖底瓶、缽（缽形甑）為大宗，另有少量的釜（釜形鼎）、灶、杯、器蓋與器座。陶質可以分為泥質、夾砂兩大類；陶色大體分為紅（褐）、灰兩大類。

西陰文化陶器有著鮮明的演變規律和特色。

西陰文化陶盆、陶甑、陶缽的器型演變規律為：腹部由淺到略深。

西陰文化圓腹罐的器型演變規律為：沿由豎直到斜外侈到斜折沿；由小窄沿到寬沿，唇由外突呈鋼軌形到外突不明顯到方唇；腹由圓鼓腹到圓折腹到圓折處飾一周附加堆紋，由淺腹到深腹。

西陰文化素面深腹罐的器型演變規律為：由卷沿到卷沿略折，腹部外鼓到外鼓不明顯，腹部由淺到深。

西陰文化線紋深腹罐的器型演變規律：由卷沿帶折到斜折沿，腹略外鼓到斜直腹，腹由稍淺到更深；西陰文化陶甕的器型演變規律為：腹由淺到深，有明顯疊唇到疊唇不明顯。

西陰人生活中會使用不同種類的陶器，取水（釀酒）用尖底瓶，平底瓶；盛放食物等用盆、缽、杯；儲存糧食用缸、罐；做飯用釜、釜形鼎、甑；作為工具使用的有陶球、紡輪、陶餅等。

西陰文化彩陶，是珍貴的文化遺產。距今約6000年至5200年，以西陰村、河南陜縣廟底溝、陜西高陵楊官寨以及華縣泉護村等遺址為代表的西陰文化彩陶空前發展，成為中國史前彩陶藝術發展的一座高峰。在晉陜豫交界地帶興起的彩陶，制作精良，形制規范，紋樣風格統一，映射著中國先民精神世界的圖騰信仰和文化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早期的禮器，是統一化、秩序化思想的器用物質表達。

“西陰紋”，是西陰文化陶器特有的紋樣。指的是西陰文化彩陶中的代表性紋樣，是一種連續性的角狀圖案，左端方且寬，右端弧收為翹起的尖角，通常以地紋的形式呈現。20世紀20年代，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主持發掘西陰遺址時，將其命名為“西陰紋”。

西陰文化彩陶承襲了半坡文化彩陶部分因素，以紅底黑彩為主，也有紅黑彩兼施和白衣彩陶等復彩。繪彩紋飾集中見于曲腹盆、缽、泥質罐上腹外壁，以孤邊三角、圓點和線條等構成的各種花卉紋最具特色，技法上既有陽紋，也有陰紋、陰陽紋結合，別具虛實相生之妙。

西陰文化作為中國文明的濫觴，無疑是史前滿天星斗的漫漫長夜里最耀眼的一顆啟明星。它距今6000年形成，綿延七八百年，以晉南、豫西、關中為根據地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文化擴張，幾乎輻射到了大半個中國，并通過花卉紋彩陶為傳播媒介掀起了中國史前第一次波瀾壯闊的文化浪潮，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以晉陜豫交界區為中心的“重瓣花朵”式早期中國文化格局。蘇秉琦先生曾用“華山玫瑰燕山龍”的詩句來描繪西陰時代的重要文化現象，直接導致了距今5200年的西陰時代晚期，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紅山文化的空前繁榮，中國古代文明的第一縷曙光在東方升起，也就是“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西陰文化時代，兼容并蓄，激昂江河，千年文明，由此而生。

西陰文化，是中國文化童年的激越故事，是千古仰望的文化豐碑和源頭，更是文化自信的經典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