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戲是樂舞、雜技的總稱。古絳州諸多百戲方面傳統民俗的遠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或秦漢隋唐時期，但直接傳承于金代，而金代“百戲”又直接傳承于北宋汴京。是故，汴京和古絳州分別是北宋和金代兩個前后相接的“百戲”中心。

——以伎樂雜劇、馬戲馬球、繡球獅子為例

百戲，是樂舞、雜技的總稱，早在東漢就已出現。《后漢書·安帝記》：“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南北朝詩詞名家徐陵《洛陽道一》：“綠柳三春暗，紅塵百戲多。”唐代詩人王建創作《尋橦歌》：“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馀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稍晚是劉晏《詠王大娘戴竿》：“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

汴京是北宋都城，在今河南開封，宋太祖趙匡胤實行“偃武修文”“以文治國”的國策，并成為歷代皇帝們遵循的“祖宗之法”，造成“百戲”在汴京特別盛行的局面。“百戲”是在“瓦子”（又稱“瓦市”“瓦肆”“瓦舍”）里進行的，一個“瓦子”中有數座乃至數十座演出場所。為了便于表演和分隔觀眾，常用欄桿或布幔隔擋，就產生了亦俗亦雅的“勾欄”這個名稱。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中，“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瓦子里面蓮花棚、牡丹棚、夜叉棚和象棚最大，都可以容納幾千人；除了進行各種文藝演出外，也有售藥、卜卦、賣舊衣服、理發、飲食、賭博、字畫、書坊等攤點及露天賣藝的人，構成了規模宏大的民俗娛樂圈。

在“瓦子”演出的內容特別多，有些是后世的戲劇前身；有些曲藝、雜技、相撲、木偶、皮影直至武術表演流傳至今。同書卷五《京瓦伎藝》記載了宋徽宗崇寧、大觀以來在汴京城內各“瓦子”里的主要伎藝表演及其內容，如小唱名角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人，擅長唱嬌滴滴的曲子的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人。宋欽宗“罷教坊額外人”之后，教坊藝人在民間恢復演出的人中，以張翠蓋、張成及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較為出名。劉百禽表演弄蟲蟻，孔三傳表演耍秀才、諸宮調，孫三表演神鬼，霍四究說三國故事評書，尹常賣說五代史的評書等。卷七《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以下簡稱《呈百戲》），《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闡釋（1）：“名為百戲，實際上是各項伎藝的綜合演出。如按所記伎藝依次分類，除進致語、唱《驀山溪》曲為開場形式，獅豹似為由人裝扮的形兒表演外，他如撲旗子、上竿、打筋斗屬于雜技，變陣、對槍劍蠻牌、七圣刀、抹蹌、變陣子及扳落則皆屬武術。”“至于舞旋之為舞，馬騎實為馬戲，則各為專技。惟抱鑼、硬鬼、判、啞雜劇，雖分屬四項名目，如果聯系起來看，頗似一具有故事內容的舞劇。”記述了北宋后期在寶津樓下表演雜技、隊列、搏擊格斗、化裝舞蹈、戲劇及馬術等“百戲”，給天子及萬民看的情景，這是北宋最高水平的藝術了。

古絳州，要從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將位于今新絳柏壁鎮的東雍州改為絳州說起，以后州治時有遷徙。隋代開皇三年（583）州治從玉壁遷到今新絳縣城，改名絳郡，轄正平（今新絳）、龍門（今河津）、太平（今襄汾汾城鎮）、曲沃、翼城、稷山、絳縣、垣曲等八縣。唐武德元年（618）復為絳州，直到1912年撤銷，多數時間轄以上七八縣，這些縣除絳縣外變化都不大。

絳州在地理上的意義，得從太行山說起。太行山東邊是以洛陽、開封為中心的華北平原，西邊是以西安、天水為中心的黃土高原。古代連接兩地的要道是穿越太行山南部的軹關陘和太行陘，絳州就處于其間的中心位置。軹關陘，起點在河南濟源縣東的軹城鎮，終點在侯馬市南峨嵋嶺和紫金山相交處的鐵剎關，中間經垣曲、絳縣、翼城南部后，往西到曲沃、侯馬，是山西古絳州至濟源的必經之路。太行陘，從河南沁陽常平鄉，到晉城市澤州縣碗城村，道路較多而分散。太行陘南端起點至山西高平、澤州之間共有三條通道，往西就到沁水、翼城了。

再說北宋，由于多年來重文輕武，軍隊沒有戰斗力，金兵來犯時不堪一擊，被驅趕到江蘇南京和臨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政權。而后金與南宋對峙，陜西、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一線戰爭不斷，山西南部（古稱河東大地）之古絳州所受到的沖擊較小，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原來在汴京勾欄瓦舍、舞樓、舞亭唱戲的演出隊伍，當紅名角們跟隨皇家國戚到了臨安，名聲較小的演員只有往西跑，來到古絳州。中國古代講究事死如生，也是絳州磚雕金元墓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長期以來學術界只看到古絳州的伎樂、雜劇一個中心，卻忽視了與之結伴而行從汴京來到古絳州的“百戲”的其他內容，是“百戲”的又一個中心。現以伎樂雜劇、馬戲馬球、繡球獅子為例，予以說明。

一

伎樂、雜劇，統稱為散樂。北宋設立供宮廷享用的教坊，宋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云：“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共十三部，有名的散樂演員都在勾欄中表演，還有一部分不在勾欄內表演的則沖州撞府稱為“路歧”。宋趙彥衛《云麓漫鈔》曰：“今人呼路歧樂人為散樂。”《都城紀勝》同時又說：“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惟以雜劇為正色。”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般（般演）雜劇，杖頭傀儡任小三，毎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晩看不及矣。……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呈百戲》：“后部樂作，諸軍繳隊雜劇一段，繼而露臺弟子雜劇一段，是時弟子蕭住兒、丁都賽、薛子大、薛子小、楊總惜、崔上壽之輩，后來者不足數。”可見雜劇在汴京之盛。本文將雜劇之外的散樂稱為“伎樂”，以與雜劇相區別。

河南禹縣白沙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趙大翁墓（1號墓）壁畫，墓為前后室，前室東壁闌額竹簾下是懸幔，懸幔下有伎樂十一人，分左右兩側，按樂伎演奏樂器，左側有五人，分前后兩排，后排為簫二人，前排為笙、排簫、琵琶各一人；右側也有五人分前后兩排，后排為大鼓、拍板各一人，前排為腰鼓、橫笛、觱篥各一人；兩側之間有一舞伎。登封黑山溝宋代壁畫墓也有西壁，有笙和拍板兩個女伎樂等。

山西新絳1979年發掘的南范莊金墓，墓坐北向南，由墓道、彩繪前室、后室及左右耳室組成。前室南壁共砌人物磚雕33塊，分上下兩層，上層為三排，每排八幅，浮雕二十四孝圖；下層為伎樂，自左至右，雙手舉花瓶一女子、捧果盤一女子，其后為由腰鼓、拍板、舞伎、觱篥、橫笛、大鼓、瓜田樂組成男子樂舞隊。新絳北蘇村金墓，墓室坐北向南，墓門開于南壁正中，墓室四壁為正在演奏的伎樂磚雕，有腰鼓二，舞伎二，橫笛、觱篥、排簫、笙、方響、大鼓、琵琶、拍板各一共12塊，其中兩舞伎手舞帛帶跣足踏蓮，神態生動，舞姿優美。與早于它的趙大翁墓相比，樂器中多了方響少了簫，演員中腰鼓和舞伎均為二人而趙大翁墓則是二人在吹簫，演員和樂器整體看來一脈相承變化不大。在古絳州，還有襄汾賈罕金墓、侯村金明昌五年（1194）墓、聞喜小羅莊1、2、4、5、6號墓等。

1952年發掘的河南禹縣白沙沙東一座磚室墓，年代為宋代政和至宣和年間（1111至1124），略晚于趙大翁墓。這座墓中有雜劇四人和伎樂七人兩組人物磚雕分別嵌于兩壁之上。雜劇左起一、二人為正雜劇，三、四人為雜扮。伎樂自左至右所奏樂器為：大鼓、拍板、觱篥、腰鼓、觱篥、笛。女子擊大鼓和拍板，其余為男子。徐蘋芳先生稱為“散樂”，他根據“散樂”兩個女樂人的耳邊垂下的發髻，判斷出出演正雜劇兩人雖然戴著幞頭，但她們耳邊也垂下發髻兩綹，因而是女演員；雜扮是男演員。“散樂既然和雜劇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且經常同時演出，所以它們同嵌入一墓之中，正是宋代散樂和雜劇的真實情況。”山西稷山馬村1、4、5號墓中有雜劇磚雕，但同時出現了由大鼓、腰鼓、拍板、笛、觱篥這五種樂器合成的磚雕，是雜劇伴奏樂隊，也算是伎樂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吧。

2014年鄭州市華夏文化藝術博物館收藏刻有“楊揔惜”“丁都賽”“薛子小”“凹斂兒”名字的四塊北宋雜劇磚雕，據說出土于河南溫縣。這些著名雜劇演員前三人見于《呈百戲》中，既可作為北宋后期汴京雜劇的代表，也可作為雜劇從汴京傳播到溫縣的代表。另有山西以1973年垣曲坡底金大定三年（1163）墓、1959年侯馬牛村金大安二年（1210）董明墓，制成“山西、河南出土的宋、金雜劇磚雕”，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雜劇從汴京到古絳州的傳播路線了。

二

馬球，即擊鞠，手持杖長數尺、其端如月的球杖在馬上擊球入門，在唐代已經相當時髦了，從皇帝宮女到民間少年都以打球為樂。詩人王建《宮詞一百首》說：“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球。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鞘回過玉樓。”宋代馬球仍然處于高峰期，皇帝經常與群臣擊球娛樂。當時馬球表演，化裝男子執彩色球杖騎驢者稱為“小打”，頭飾珍珠翠玉、腰束玉帶、腳蹬紅靴的宮女各跨小馬稱為“大打”。除馬球、驢球外，還有騾球。

馬戲始見于西漢桓寬的《鹽鐵論·散不足二十九》中，陜西咸陽出土西漢漆奩、山東沂南東漢畫像石墓、漢晉“戲馬書”皆有錄。唐代又有發展，《唐書·禮樂志》：“明皇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部目，衣以文繡，絡以金珠，每千秋節舞于勤政樓下，賜宴設酺，其曲數十疊，馬聞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歲以為常。”而張說《舞馬詞》則有“……彩旄八佾成行，時龍五色因方。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就是唐朝馬戲盛況的體現。到了北宋，馬戲仍然作為皇親國戚、達官貴人、京城闊少們的一項娛樂活動，如《呈百戲》記錄了引馬、開道旗、拖繡球、?柳枝、旋風旗、立馬、騙馬、跳馬、獻鞍（棄鬃背坐）、倒立、拖馬、飛仙膊馬、鐙里藏身、趕馬、綽塵、豹子馬和橫身馬鞍上掄動重物、大刀、雙刀等十八個馬戲節目，這些也傳到了古絳州。

馬球。侯馬牛村董海墓建于金明昌七年（1196），此墓分前后兩室。前室西壁為六扇格子門，中間四扇障水板上的四幅馬球圖，南起一、三匹馬為黃色，二、四匹馬為紅色，馬皆束尾，頸系紅纓，雄壯彪悍；馬球手矯健英俊，除南起四為髡發外，其余都是頭裹軟巾，身穿圓領窄袖長衣，腳蹬烏靴，右手執月牙形球杖，左手執韁繩，或縱馬馳騁，或勒馬長出手，或躍馬擊打，或停馬休息，將馬球比賽的場面，描繪得活靈活現。

馬戲與馬球在一起，要看襄汾曲里金墓。墓東壁須彌座下部嵌6塊“蓮生貴子”磚雕，束腰部嵌10塊力士、花卉磚堆，自北向南為力士、蓮花、秋葵、力士、蓮花、牡丹、力士、蓮花、牡丹、力士。須彌座上嵌6塊馬球、馬戲磚堆，自北向南依次為馬球、馬球、馬戲、馬球、馬戲、馬球。馬球磚雕，由北向南：第一塊上打球者頭扎軟巾，身著長袍，足蹬馬靴，左手執韁，右手持偃月形球杖向后高舉，正追逐擊球。馬駕鞍，尾打結，四蹄騰空向前。第二塊同第一塊。第三塊上人、馬服飾與第一塊相同，打球者左手挽韁，右手執球杖，正勒馬返身擊球。第四塊人、馬服飾與第一塊基本相同，在馬后蹄處有一圓球，打球者左手勒回馬頭，右手執球杖，俯首視球欲擊，馬奔跑方向與前三塊相反。馬戲磚雕：由北向南，第一塊上一總角童子，身著短衣，斜披綢帶，雙腿直立于馬鞍之上，雙手各執一面三角旗揮舞。馬韁系于鞍上，馬尾打花結，四蹄騰空，其勢如飛，無疑為《呈百戲》所記“又有執旗挺立鞍上，謂之‘立馬’”。第二塊童子身著相同的服飾，右腿彎曲前蹬，左腿向后略彎，赤手空拳立于馬背，我懷疑為《呈百戲》所記“或留左腳著鐙，右腳擊鐙，離鞍橫身，在鞍一邊，右手捉鞍，左手把鬃存身，直一腳順馬而走，謂之‘飛仙膊馬’”。西壁，與東壁磚雕數量、內容相同，唯獨馬球磚雕第一塊人、馬服飾與東壁者也相同，但打球者高舉球杖，正在擊打馬鞍下滾動的馬球。

總之，通過馬球與馬戲，也能夠看出從汴京到古絳州的傳播線路。

三

獅子，古稱“狻猊”，雖然在中國有“百獸之王”的美譽，但到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時才傳入，接著由于佛教的盛行作為佛教中的瑞獸廣為流行。繡球，是用五彩布制作而成的，具有十二個面、十二個瓣，是生活多姿多彩、吉慶祥和的物化表現，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詩人劉禹錫（772～842）《拋繡球》寫道：“五彩繡團圓，登君玳瑁庭……幸有拋球樂，一杯君莫辭。”同為唐代詩人的李謹言有《水殿拋球曲二首》：“侍宴黃昏曉未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球。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球處，不是金爐舊日香。”李謹言的生卒年月不詳。按照他詩中所記，隋代就有拋繡球的習俗了。

到了北宋，《宋史·志第九十五·樂十七》有“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除菩薩蠻隊、感化樂隊等外，還有“三曰拋球樂隊，衣四色繡羅寬衫，系銀帶，奉繡球”和“十曰打球樂隊，衣四色窄繡羅襦，系銀帶，裹順風腳簇花帕頭，執球杖。”《呈百戲》中也有：“合曲舞旋訖，諸班直常入，只候子弟所呈馬騎，先一人空手出馬，謂之‘引馬’。次一人磨旗出馬，謂之‘開道旗’。次有馬上抱紅繡之球，擊以紅錦索，擲下于地上，數騎追逐射之，左曰‘仰手射’，右曰‘合手射’，謂之‘拖繡球’。”南宋周煇在《清波雜志》卷八“宮女神臂弓”，記載了政和五年（1115）四月宋徽宗在崇政殿觀看宮女“射繡球”表演：“閱子弟五百余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入列于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球，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看來唐宋時期皇家娛樂活動就有射擊繡球表演。

汴京城內酒樓門口都要搭起高大彩樓歡門，顯得歡歡喜喜、喜慶吉祥，也是酒樓特有的標志。《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就有：“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還有，名畫《清明上河圖》有7處，最顯眼的是圖左側的“孫羊正店”，正面門樓上是扎滿了繡球、花枝、鳳凰等的彩樓歡門。看來繡球除娛樂類外還有裝飾的作用。

從考古發現看，山西大同新添堡遼乾亨四年（982）許從赟墓，東北柱間壁壁畫，一磚雕破子欞窗，兩側站立兩名侍女，窗下一黑白花貓在撲捉繡球，這是娛樂類，也是最早出現者之一。白沙趙大翁墓過道西壁壁畫中掛一繡球，而平定縣西關村1號金墓墓室北壁壁畫，一席床榻上高懸垂帳，當間掛一繡球，榻前兩側分別為男女侍從；汾陽高級護理學校4號金墓西壁壁畫，繪卷起的帷幔，中間懸掛一只繡球等，這都是繡球壁畫的零星發現。大規模、多場合的出現則到了金代古絳州地區的磚雕墓了。僅就繡球的種類，楊富斗先生說：“金墓中堂前檐下多垂飾有繡球，以彩帛絲帶結織而成規則形圖案，或毬紋，或萬字紋，或簇六龜背，形態萬千，不一而足。”同時，還新出現了鎮宅獅子、舞繡球和獅子戲繡球，成為較高層次磚雕墓中不可缺少的裝飾題材，而且一直延伸到今天。本文分鎮宅、裝飾、娛樂類來介紹。

1、鎮宅

確切說是雄性獅與雌性獅組成對稱的鎮宅娛樂品，在磚雕金墓中通常的放置處在南大門兩側，但其他壁上也少量存在。董海墓前室南壁大門兩側鑲嵌磚雕，一雌一雄獅蹲坐于蓮花臺座之上，足踏繡球，頸系響鈴，充滿了威嚴與喜慶氣氛。同一個家族的侯馬牛村董明墓、董玘堅墓均建成于1210年，大門兩側的鎮宅獅子為高浮雕，東邊都是懷抱幼獅的雌獅，西邊是懷抱繡球的雄獅，但形態不一。董明墓大張獅口，董玘堅墓則口銜彩帶。兩獅蹲坐于六角須彌座蓮臺之上，集威武、可愛于一體。侯馬951號墓、稷山馬村8號墓等金墓磚雕也是如此。這些墓例可以說明，金代正是鎮宅獅的定型期，由董明墓雌性皆足踏繡球變為雄獅踩繡球、雌獅抱幼獅的固定型式，一直流行到現在。

侯馬晉光制藥廠金墓（1210年建）南壁大門東側，獅子口銜綬帶、前足抱繡球蹲坐于束腰形臺上，兩獅間是正在演出的五個雜劇俑。襄汾曲里金墓與董海墓的馬球圖像一致，無疑屬金代。北壁六塊格子門磚雕兩側門獅，均踞須彌座上的蓮臺上，西側面相溫順前爪抓繡球，東側則面相兇猛前爪抓踩繡球，類似的情形也見于馬村5號墓北壁東西兩側。

汾陽高級護理學校5號金墓，甬道北壁上部為一臥于蓮花座上的獅子爪抓繡球，但南壁相應位置為一口銜仙草臥于蓮花座上的鹿，看來晉中金代還沒有安置雌雄兩只獅子鎮宅的習俗。

2、裝飾類

古絳州最早發現繡球是2020年發掘的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侯馬東臺神1號墓，出土了兩塊繡球垂同心結磚雕；稍晚的2號墓也有兩塊。聞喜小羅莊4號墓東壁也有一塊繡球磚雕。這三座金墓中，繡球與花幡磚雕同時出現。侯馬牛村金天德三年（1151）1號墓，北壁正中明間辟門，門兩側榑柱上分別懸掛刻字花幡，和襄汾縣博物館收藏兩件鳳凰分別銜著繡球、同心結的金代磚雕，充分說明懸掛繡球也是吉慶祥和的象征。

董明墓北壁當心間，桌子兩邊墓主人夫婦相對而坐，表情泰然自若。兩人頭頂有垂下同心結和雙魚的繡球吊掛，象征吉慶有余。南壁落地門罩上兩邊懸掛繡球，西側垂下同心結，有童子抱著同心結往上攀援，寓意“代代吉慶”。同一墓地的侯馬牛村65H4M102北壁、東壁落地門罩上的繡球，繡球、童子又有新變化；還有侯馬牛村65H4M104等，生活在有繡球裝飾的空間的人們，每時每刻都在享受著大吉大利的人生！

3、娛樂類

又可細分為舞繡球、獅子耍繡球、其他三小類。

Ⅰ、舞繡球

1981年發掘的新絳南范莊金代晚期磚雕墓，比較少見，由墓道、墓門、前室、后室及左右耳室組成。前室精耕細作后彩繪，后室及左右耳室也是磚砌卻無磚雕。前室北壁中間砌門樓，兩側各砌一直欞窗，窗下各砌“舞獅”磚雕一塊；南壁共砌人物磚雕33塊，分上下兩層，上層為二十四孝，下層為伎樂圖；東、西兩壁各有兒童在表演社火，敲小鑼、打腰鼓、吹笛、跳舞、“瓜田樂”（一人肩扛大瓜慶祝豐收）、“喬婦人”（一名男子扮成婦人，別人圍著他說笑唱鬧）等，在社火隊伍里兩壁各有化了裝的兩人在舞繡球，滑稽可愛，從中可看到金代繡球在民間社火等娛樂活動中的作用。

Ⅱ、獅子耍繡球

獅子銜著系有彩帶的繡球，盡情玩耍，或稱戲、或稱滾等，與唐代宮廷出現的獅子舞一脈相承。北宋陳旸《樂書》載：“唐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獅）子舞。師（獅）子摯獸，出于西南夷天竺、師（獅）子等國。綴毛為之，各高丈余，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從中得知與今天舞獅相當接近，但不用繡球。南宋朱翌有《觀弄獅子》詩：“狻猊日走二百里，于菟聞之望風靡。春晴酤酒大合樂，乃向尊前應宮徵。噘呻奮迅左右顧，櫪馬悲鳴汗流水。借官自古藏太常，失腳何年落村里？”所述的是民間舞獅，但他也不知道何時由宮廷流入民間的，仍然未見繡球。

北宋時期古絳州沒有確切紀年磚雕墓，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的侯馬東臺神1號金墓還是最早者之一。該墓墓室四壁束腰部分，上層束腰砌力士、花卉和獅子戲繡球，下層束腰砌花卉與單獅戲繡球，長方形立柱作間隔；董海墓的束腰部分，為一大ー小雙獅或嘴啃、或抓弄，戲耍著一個綴有彩帶的繡球。以前者為多，如襄汾賈罕金墓、稷山馬村1號墓、襄汾荊村溝金墓等，但也有兩者兼備的金大定二十年（1180）侯馬大李金墓。這座墓正方形墓室四壁下部砌束腰座，束腰部分嵌砌20塊雕磚，除南壁兩塊為石榴花外，其余18塊均為獅子戲繡球，可分為兩種：一種為雙獅，共戲一個長綢結扎而成的繡球，左邊少獅作蹲姿垂頭口銜，右邊大獅回首搶奪；另一種為單獅，鬣毛卷曲，項系鈴鐺，口銜彩球，或作回首奔馳狀，或作向前疾馳狀。

Ⅲ、其他

南范莊金墓前室北壁兩側各有一直欞窗，窗下也各有“獅舞”磚雕一塊。中間是一假扮的獅子，從獅子的腹部綴布裙下露出的四條小腿看，是由兩個童子扮演的；前面有兒童執韁牽引，一兒童敲鑼開道，后面兩兒童雙手抱著繡球追趕，繡球應該是舞獅子的道具。

侯馬牛村65H4M104東壁格子門障水板有四塊童子社火磚雕，圖片說明為“當心間兩幅一男一女二童子前后相隨，緩步而行，男童在前，肩扛長槍，回首探望；女童在后雙手抱鑼，欲行又止。”在我看來，女童雙手所抱之物有可能也是繡球。

以上由金墓磚雕分伎樂雜劇、馬戲馬球、繡球獅子三個方面，論證了“百戲”從北宋都城汴京到山西古絳州的考古現象，其實還有“百戲”中的很多內容，這對于了解古絳州的民俗文化傳承大有裨益。古絳州諸多傳統民俗的遠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或秦漢隋唐時期，但直接傳承于金代，如金代“百戲”中的大鼓、大鑼、小鑼鼓等，傳承為今天的絳州鼓樂、稷山倒懸花鼓、襄汾鄧莊鑼鼓、令伯轉身鼓等，而金代“百戲”又直接傳承于北宋汴京。是故，汴京和古絳州分別是北宋和金代兩個前后相接的“百戲”中心，這也跟宋金時期汴京和古絳州特定的歷史和地理條件有關。

《孟子·滕文公上》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汴京城里的勾欄、瓦子及供皇帝們欣賞的寶津樓，到古絳州鄉村農莊，傳播、傳承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變化，鎮宅獅的形成和定型、獅子舞或舞獅子中的以“繡球”為道具，從目前考古發現看，古絳州是最早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