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國古鹽道上的鎖陽關

古魏城遺址

《詩經》，不僅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一部記錄歷史狀況的文獻。司馬遷謂之：“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梁啟超謂之：“古籍中最純粹可信之書。可以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魯迅謂之：“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法國人比奧評論它是“東亞傳給我們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也是一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

《詩經》中不乏山西元素，熟讀《詩經》當可知悉山西。

映射“山西”600年動蕩歷史

山西是中華文明的根祖之地，是中華始祖黃帝興邦立業的地方。夏商時期，這里曾呈現出中國歷史上雄渾壯闊的畫面。西周以后的600年，從《詩經》里可見晉國發展史上的四件大事：“虞芮讓畔”“荀侯輔周”“曲沃代翼”“秦晉之好”。

《大雅·綿》中的“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之句，反映了西周初年虞芮兩國為爭一塊邊地，互不相讓，遂請周文王評理的事情。兩人到了周地，見行者讓其路，耕者讓其畔，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感到羞赧萬分，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結果形成了棄荒千年的“閑田”。

《國風·下泉》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之句，披露了曹國臣子因感傷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以強凌弱，小國得不到保護，懷念周初四方諸侯前來朝覲、天子令郇伯出面慰勞的情景。郇國是周文王兒子郇伯（后成為侯）的封國，地望在今山西臨猗縣西南。郇侯在武王、成王時期地位顯赫。據《逸周書》載：“成周之會……唐叔、荀（郇、荀通假）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不僅如此，郇國歷代國君均在西周擔任重要卿士，并擔負征討諸侯國的重任。公元前724年，晉國莊伯攻打翼城，郇國就加入了平亂行列。據《左傳·桓公九年》載：“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大敗晉國莊伯。曲沃代翼后，晉武公對當年合縱討伐曲沃的國家進行瘋狂報復，郇國就此滅國，成了晉國大夫荀息（原黯，字子息，郇國滅國后，舊地賜原黯，故以荀為氏，史稱荀息）的封邑。

《唐風》之《山有樞》《揚之水》，則揭示了晉國公元前704年的一場內戰。由于晉昭公昏聵，錯將桓叔封于曲沃，并為此新建了超過翼城國都規模的城池，導致曲沃小宗坐大，進而發生長達67年的子祠之爭，桓叔、莊伯、晉武公祖孫三代殺伐、逐了翼城大宗的5位國君，直至完全滅掉大宗，成為晉國新主人，即是史稱的“曲沃代翼”。對此，民間人士借題發揮諷刺晉昭公“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警示如此下去，人們將“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曲沃）”。對此，《毛詩序》持同一觀點：“《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熹也贊同：“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后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秦晉之好”反映的是春秋時期秦晉兩國綿延幾代的聯姻之事。公元前676年，晉武公之子姬詭諸繼位，是為晉獻公。獻公因當太子時與庶母齊姜有私情，繼位后便把齊姜納為夫人，生女伯姬及兒子申生。伯姬嫁給秦穆公，開啟“秦晉之好”大幕。后來，晉獻公年邁昏庸，要立小兒子為太子，悍然殺死太子申生，公子夷吾和重耳聞訊后分別逃往梁國和翟國。后夷吾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幫助，回國即了王位。然他當上國君后卻不兌現諾言，并向秦國開戰，大敗后只得讓公子圉到秦國做人質。秦穆公為籠絡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兒懷嬴嫁給他。后公子圉聽說父親病了，外公家又被秦國滅亡，害怕國君的位置傳給別人，于是跑回晉國。秦穆公當即決定幫重耳踐位成王，于是把逃到楚國的重耳接過來，將女兒懷嬴改嫁給他，派兵送他回晉國。重耳殺了已為晉懷公的公子圉，登上王位，成為“春秋五霸”的晉文公。《秦風·渭陽》中的“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寫的就是秦穆公兒子秦康公送晉文公回國即位的事。《毛詩序》如此說：“《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上述四件大事，都是晉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詩經》記錄了三晉版圖的變化，提到山西的魏、唐、虞、芮四個諸侯國，在西周時都還是不到“方百里”的小國。自晉獻公采取通商寬農、明賢良、賞功勞等政策后，晉國逐步強大并在以后的群雄逐鹿中，先后擊敗霍、狄、耿、楊等周邊小國，繼而揮師南下，于公元前661年攻滅魏國，在三年后滅掉芮國、北虢，公元前655年又以“假虞伐虢”為手段，滅掉了南虢、虞國，將虞、芮等國土地劃入晉國領導下的新魏版圖，而晉國則成為囊括如今山西全部和陜西、河北、河南部分地區的大國。《詩經》真實記錄了這些變化。在《魏風》《唐風》和《大雅》中，《十畝之間》《糾糾葛屨》《蟋蟀》《椒聊》等描繪的還都是這些“小國寡民”的生活狀況，而到《汾沮洳》《鴇羽》出籠時，魏國早已越過中條山，成為欣賞“彼汾一方”美景的國度，而它的宗主國晉國，更成為比肩齊、楚、秦等強國的諸侯翹楚。由于連年征戰，士兵不能回家，因而擔憂“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鴇羽》）”《詩經》就是以此鮮明的筆觸，記錄了晉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地方小國成長為諸侯強國的輝煌歷史，將一個極具張力的三晉定格在青史之中。

反映“山西”農業發展狀況

從西周到春秋600年間，晉國農業一直走在各國前頭，其因是得益于堯舜禹對農業的重視和開發傳統。生于晉地稷山的后稷自小熱愛農業，在掌握了稷、麥、黍、豆等種植技術后，就于當地教民稼穡。堯帝聞知后舉他為“農師”，舜封他為后稷，地望在古駘城（今陜西武功縣），他在那里繁衍了強大的周王族。《詩經·生民》載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既然周王族與晉地種植技術同為后稷所傳，周地的農業發展水平當與晉地處在同一水平。故而《詩經》中《周頌·載芟》《周頌·良耜》《大雅·生民》《豳風·七月》《小雅·楚茨》所說的“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畟畟良耜，俶載南畝”“其镈斯趙，以薅荼蓼”“禾役穟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等言及農具、墾耕、漚肥、選種等技術，也代表了彼時山西農業的發展水平。加之晉地降雨量適中、無霜期長、松軟的黃土適合還不發達的生產工具、汾水能為農業提供充足水源等得天獨厚的條件，晉國農業當是國家經濟的支柱產業。反映在《魏風》《唐風》中，涉及農業的篇幅有《汾沮洳》《園有桃》《十畝之間》《伐檀》《山有樞》《鴇羽》等。言及農耕的詩句有“稼”“穡”“不能藝黍稷”“言采其桑”“言采其藚”“言采其莫”等；論及農產品的種類，有黍、稷、麥、禾、稻、粱等。同時還發展多種經營，僅魏國一個家庭，就種桑10畝之多。人們穿著“素衣朱襮”（素凈紅領衣）“素衣朱繡”（素凈紅領繡花衣），家有“車馬”“廷內”……發達的農業，奠定了晉國“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的堅實基礎。

透射“山西”的厚重文化

《魏風》《唐風》覆蓋范圍包括如今的山西與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內蒙古中部地區，約35萬平方公里。詩作者涉及各個階層，既有“不狩不獵”的奴隸主、“王事靡盬”的中小官員和“不能藝稷黍”的前線士兵，也有“摻摻女手”的縫衣工、“坎坎伐檀”的伐木工和“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的貧苦農民。詩的題材涵蓋國家政治、軍事、愛情和家庭瑣事。文字簡潔優美，比興手法自如，風格各有特色。或直呼“彼其之子，美無度”，或譏諷“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或影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或寄意“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在各種吟放中，以直擊時政和諷刺挖苦、鞭笞剝削的內容為主。這種全民能詩局面的形成，與三晉大地深厚的文化積淀密不可分。

4500年前，黃帝一族在此耕耘播種，建國立業。堯舜禹時代，這里更打下了古中國的根基。中華民族的文脈，一直在這里盤桓。中國政治的舞臺，一直在這里展現。著名的《南風歌》《卿云歌》是它的源頭，圣人傅說的《說命》三篇是它的筋骨，遍及三晉大地的學堂是它的基石，蓬勃發展的經濟是它的動力。終于融匯成了詩意勃發、風格獨秉的文化洪流，爛漫在千年圣詩的高雅殿堂之中。

映現“山西”的生態之美

《詩經》誕生時，中華大地正經歷一場從寒到暖的轉變過程。這個暖期特別長，一直持續了470多年。其間，孔子等收集編纂的《詩經》也完美收官。溫潤的氣候，使得黃河、汾河、涑水等河流交相輝映，中條山、呂梁山青翠巍峨，王澤、云澤、董澤、晉興澤、張揚澤寶石般清透，整個晉國大地一片奇艷瑰麗。那時的黃河水是清的，有“河水清且漣猗”作證。

那時的溪水是透明的，有“揚之水，白石鑿鑿”為佐。而介于黃河、溪流之間的汾河，自然是清澈見底的。彎曲的河岸邊，是大片草木茂密的灘涂，上有“莫”“藚”等鮮嫩野草（見《國風·汾沮洳》）。它見證了“窈窕淑女”“見此良人”的動人場面以及“靜女”對心儀之人“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的由衷贊美。

那時的山是青色的，有“陟彼岵兮”等詩文鋪墊——岵，即綠色覆蓋的山巒。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分布著檀、樞、榆、栲、杻、漆、栩、棘、栗等雜木（《山有樞》《伐檀》），還有大片大片的荊、葛、椒等蔓草，時有貆、特、鶉、鴇箭矢般竄過（《魏風》《唐風》）。其景象與《山海經·中山經》所記載的“渠豬山多竹，甘棗山多樞，歷山多橿”，首陽山“其陰多彀柞”驚人地契合。結實的檀樹在“置之河之干”后，被運到京城做了反擊“玁狁”的戰車。《大雅·大明》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就描寫了征夫坐著檀車參戰的情形。而其他樹種，則作了“庭”“室”和重重宮殿的建筑材料。

《詩經》就這樣一面瀟灑地描述著三晉大地的生態美，一面深刻地揭示著因“坎坎伐檀”“子有車馬”“子有庭內”而毀壞的生態環境。如此，使得今人品讀《詩經》之于山西時，艷羨之余，頓生惋惜。

展示“山西”文人精神風骨

在《詩經》的所有作品中，《魏風》《唐風》是為特殊的一類。朱熹評價：“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思深遠，有堯之遺風。”之所以如此評價，是因為斯地人民深沐唐堯篳路藍縷、艱苦開拓、憂國憂民、追求民富之風，民風質樸的連那些富家也吝嗇不已：“子有衣裳”卻“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卻“弗馳弗驅”。更緊要的是，他們心里充滿一種對剝削階級的不滿和對國家命運的擔憂。面對“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統治階級，敢于發出“胡取禾三百廛兮”“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的質問。同時擔心“碩鼠”們會因“三歲貫汝，莫我肯顧”而毀了社稷，憂心曲沃建城會導致人們“從子于沃”，尾大不掉。在發覺周厲王頒布“專利法”侵害人民利益時，芮國（后被并入晉國）國王芮良夫拍案而起，果斷地發起一場震驚朝野的“獻詩”活動，以《桑柔》長詩拋磚引玉，引發人們寫出《大雅·民勞》《大雅·板》《大雅·蕩》《大雅·抑》等政治勸諫詩，釀成青史有名的“國人暴動”，迫使周厲王不得不倉皇逃到彘（今山西臨汾霍州市）地。

故而柳宗元在《晉問》中說：晉人“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于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而孔子之師，春秋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藝評論家季札一聽《魏風》，便激動地說：“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再聽《唐風》后，更感慨萬端地說：“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

芳氣四溢的陶唐遺風顯于晉地，傳承久遠，匯入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之中，成為國人興國立業、共克時艱、開拓創新、贏取勝利、推動中華文明發展壯大的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