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山右書壇老一輩書家，袁旭臨始終保持著他那一輩書家特有的對傳統的敬畏，尊崇與處世的平淡、低調。因而，在山右書壇雖然他位置顯赫，但并不以此炫人心目，人們對他的關注并不是其來自地位的影響，而是來自藝術本身。

袁旭臨書法創作的基調無疑是文人化的，這是他書法審美的價值定向。他的書法在風格上源于米芾，同時，也明顯受到來自二王一系的影響。如孫過庭、懷素、文徵明、董其昌、宋元明人手札及現代沈尹默都在其書中有或多或少的影響痕跡。可以看到，對書法文人化審美價值的總體把握，使袁旭臨獲得了一種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即基調是統一的，而書法取法則是多元的。這使他的書法審美體現出一種風格的多變與鮮活。而這是相對不易做到的。因為書法的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價值追求要大于一種審美風格的追求。風格相對于精神氣質的弱化則使風格易于趨于僵化和死守一家一派，從而最終導致創作上的枯竭。袁旭臨書法取文人化立場而創作則始終保持開放性和雜多的統一。其書風雅而不枯、不弱、不媚；雅而勁健，雅而有骨。無機氣、死氣、匠氣,文人氣洋溢充盈。

就書法文化本身而言，其價值定向與選擇始終構成中國書法的價值標準。王國維認為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即古雅。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審美特征，它規定了中國傳統書法繪畫的審美疆域，故雅俗之分便成為文人書法的價值分野。黃山谷論書力詆俗態，認為“士大夫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則不可醫。”他高度評價蘇東坡書法，而其不可企及處則在于胸中有書千卷，故其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披拂而出。而他對周越的書法批評，則指其為“胸次之罪”，即無文心文氣，書病于韻。明代董其昌論書也力詆俗氣，認為書不可有兵氣、江湖氣、村氣、婦氣、匪氣，而倡為雅氣，認為書應有蔬筍氣、山林氣，質言之即士氣。

袁旭臨的畫與其書具有高度的統一性，也是充溢著文人氣的品格與情懷。他的大寫意花鳥取法吳昌碩、齊白石、山水畫取法王蒙大寫意花鳥以書法入畫，筆墨淡逸，點厾皴染皆、石濤、黃賓虹，尤以花鳥畫得白石老人精神。其主化運，不沾著于形跡，此又昭示出其對文人化的一意孤往矣。在這里袁旭臨書與畫的文化價值追尋臻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