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位于中國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約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地理位置為東經113o20’，北緯40o04’。石窟依山開鑿，規模恢弘、氣勢雄渾，東西綿延約1公里，窟區自東而西依自然山勢分為東、中、西三區。現存主要洞窟45個，附屬洞窟209個，雕刻面積達18000余平方米。造像最高為17米，最小為2厘米，佛龕約計1100多個，大小造像59000余尊。

云岡石窟在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12月14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7年5月8日被國家旅游局評為首批國家5A級旅游景區。

北魏，云岡石窟的開鑿從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續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東魏、北齊、隋及初唐，平城改為云中郡恒安鎮治。 

唐代，據金皇統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載："貞觀十五年（641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涼傳》卷上（古今勝跡三）記載，當時有一位儼禪師"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年）終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現蕭條景象，云岡石窟的建設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未有大項工程。 

遼金，遼興宗、道宗時期，遼皇室曾對武州山石窟寺進行過延續十年之久的大規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構窟檐的通樂、靈巖、鯨崇、鎮國、護國、天宮、崇福、童子、華嚴、兜率十座大寺，并對一千余尊佛像進行了整修。遼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靈巖棟宇，掃地無遺"（《大金西京重修華嚴寺碑》）。金皇統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師稟慧重修"靈巖大閣"（今第三窟外的閣樓），"自是，山門氣象，翕然復完矣。"（《金碑》）。 

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廟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岡再度荒廢。云岡之稱始于明嘉靖年間，明末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路經大同，留部將張天琳駐守后清軍入關攻占大同，云岡寺院再遭兵燹，淪為灰燼。  

清代，清順治八年（1651年）云岡寺院得以重修。現存第5、6窟的木構窟檐和寺院即為此時重建。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鑾巡幸云岡寺并御書匾額"莊嚴法相"。清乾隆年間云岡石窟亦曾有修葺。 

近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云岡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結構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設置專門保護機構，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護，并對公眾開放。

云岡石窟佛教藝術按石窟形制、造像內容和樣式的發展，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三個階段。

早期石窟

即今第16～20窟，亦稱為曇曜五窟。根據《魏書·釋老志》（卷114）記載：“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于復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人以為馬識善人，帝后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文中記述的開窟五所，就是當時著名的高僧曇曜就選擇了鐘靈毓秀的武州山，開鑿了雄偉壯觀的曇曜五窟，揭開了云岡石窟開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曇曜五窟。平面為馬蹄形，穹隆頂，外壁滿雕千佛。主要造像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豐圓，高鼻深目，雙肩齊挺，顯示出一種勁健、渾厚、質樸的造像作風。其雕刻技藝繼承并發展了漢代的優秀傳統，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羅、秣菟羅藝術的精華，創造出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  

中期石窟

是云岡石窟雕鑿的鼎盛階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這一時期（471-494年），是北魏遷洛以前的孝文時期，是北魏最穩定、最興盛的時期，云岡石窟是集中了全國的優秀人才，以其國力為保證，進而雕鑿出更為繁華精美的云岡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遷都前，皇家經營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歷時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長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層，左右分段，窟頂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題材內容多樣化，突出了釋迦、彌勒佛的地位，流行釋迦、多寶二佛并坐像，出現了護法天神、伎樂天、供養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緣和維摩詰故事等。佛像面相豐圓適中，特別是褒衣博帶式的佛像盛行，出現了許多新的題材和造像組合，側重于護法形象和各種裝飾。中期石窟也是積極于改革創新的時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藝術中國化的過程。這多種因素的綜合，也就產生了所謂富麗堂皇的太和風格，主要特點是漢化趨勢發展迅速，石窟藝術中國化在這一時期起步并完成，這個時期即云岡中期石窟，它所呈現的內容繁復、雕飾精美的雕刻藝術特點大異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華麗，從洞窟形制到雕刻內容和風格均有明顯的漢化特征。 

晚期石窟

北魏遷都洛陽后（494年），云岡石窟大規模的開鑿活動雖然停止了，但鑿窟造像之風在中下層階層蔓延起來，親貴、中下層官吏以及邑人信眾充分利用平城舊有的技藝在云岡開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這種小窟小龕的鐫建一直延續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平城作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這時大窟減少，中、小型窟龕從東往西布滿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還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龕，約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單窟形式出現，不再成組。造像題材多為釋迦多寶或上為彌勒，下為釋迦。佛像和菩薩面形消瘦、長頸、肩窄且下削，這種造像為北魏晚期推行“漢化”改革，出現的一種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藝術形象，成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顯著特點。這一特征和風格在龍門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現，對中國石窟寺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1、2窟是云岡石窟最東端的洞窟，為一組雙窟，開鑿于公元471—494年。兩窟外壁東西兩側各殘存一座單層方形佛塔。洞窟上開明窗，下開窟門，平面為方形，平頂，中心塔柱直達窟頂，四壁開龕造像，可供僧人繞塔參禪禮拜，為典型的塔廟窟。據考證，第1、2窟遼代以前窟前曾建護國寺，為云岡十寺之一，明清號曰“石鼓寒泉”，屬云中八景之一。

第1窟

第1窟俗稱“石鼓洞”。外壁明窗東側保留了清代朱廷翰題刻的《游云岡石佛寺》詩句。洞窟平面呈長方形，中央方塔為仿木構屋頂塔檐，分上下兩層。下層四面各開圓拱龕，龕內雕坐佛；上層四面均開三間盝形帷幕龕，南北雕坐佛，東西雕交腳彌勒菩薩。塔頂處蛟龍盤繞，須彌山逶迤。北壁開大型三間式盝形龕，明間主像為高3.15米的交腳彌勒菩薩，左右梢間為對稱設置的舒相坐勢思惟菩薩。東壁下層是反應孝道《睒子本生》的佛經故事浮雕，大部分風化嚴重，現僅存2幅。南壁窟門、明窗兩側屋形龕內，雕刻了《維摩詰所說經》的“文殊問疾品”佛教題材造像。

門拱頂部雕刻二龍纏繞，這種雕刻在門拱上的雌雄雙龍造型，明顯體現了佛教的護法思想，在云岡石窟中獨此一例。頂部南側雕刻直徑1.4米的三朵淺浮雕大團蓮。窟頂飛天曼舞環繞團蓮，富麗而莊嚴肅穆，嚴謹而巧麗活潑，在宣示了一定佛教意義的同時，也為洞窟增添了強烈的藝術動感。

第2窟

俗稱“寒泉洞”，因其北壁西端常年有細泉流出。窟外壁明窗上方及西側題刻“山水有清音”、“云深處”。

洞窟內三級方形浮屠塔居中，塔面上刻出瓦筒、檐椽、斗拱等仿木建筑構件，層層瓦壟出檐，上層四角鏤空雕刻八角棱柱，形成了周匝回廊，為研究北魏建筑提供了實物依。

洞窟四壁分層分段布局，最上層雕刻天宮伎樂列龕，龕內的伎樂天人手持篳篥、琵琶、琴、排簫等各種樂器呈演奏狀。壁面依次雕刻禪定坐佛帶、大型列龕、長卷式浮雕故事，最下層為供養人列像。北壁主像為交腳佛，風化嚴重。東壁下層雕刻太子“箭射鐵鼓”佛傳故事，描述了釋迦牟尼為太子時與他人張弓射箭比武的場面。

第3窟

又名“靈巖寺洞”，是云岡規模最大的洞窟，洞窟形制較為特殊。整體洞窟高大、雄偉、壯闊。兩門四窗，外部建有巨大平臺，平臺中央是一座矩形洞窟，內置交腳彌勒，俗稱“彌勒洞”；東西兩端各有一座方形三層石塔，風化嚴重。平臺上石壁平展而高聳，平臺石壁10米以上的位置，整齊排列著12個呈縱長方形的梁孔，梁孔內部深處均與山頂作豎井相通。

后室雕三尊大像，主尊為倚坐佛像，高約10米，肉髻高聳，面相圓潤，五官端正，眼大耳闊，兩眉間白毫鮮明，身姿挺拔，比例協調，通肩式袈裟緊貼身軀，厚實圓潤的雙手作無畏、與愿印。左右兩側脅侍菩薩高6米，頭頂發髻高聳，發絲根根有序；頭發成縷，散披兩肩；寶冠雕刻精細入微，顯示了嚴謹的設計思想和成熟的雕刻技藝。這三尊造像較之云岡其它造像，都更加豐滿圓潤，在藝術表現上明顯區別于其它造像。其雕鑿年代，目前有北魏、隋、唐及遼四說，多依據造像藝術風格而推論。

洞窟內地面上溝槽縱橫，深淺不一，呈現出大規模人工取石及正在開鑿洞窟的施工場景。這些遺跡現象的存在，為研究石窟開鑿方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第4窟

塔廟窟，一門兩窗。由于工程沒有全部完成，洞窟內外地面凹凸不平，石窟整體顯得有些零亂。

洞窟平面呈方形，中央雕中心塔柱。窟門上方左右各開一個明窗，拱門和明窗呈倒“品”字型結構。

中心塔柱四面造像，均為一佛二菩薩。窟內四壁風化嚴重，南壁有正光年間（520-525）“為亡夫侍中造像記”題銘，約100余字，是云岡石窟目前最晚的北魏造像銘記，現已風化不清。窟頂東端可見團蓮與飛天。

第5窟

第5窟位于云岡石窟群中部，與第6窟是一組統一設計、建造的雙窟，屬于云岡中期洞窟。窟外各有一座清順治八年加蓋的四層五間式木構閣樓，清代號稱“云岡佛閣”或“石窟摩云”，為云中八景之一。這對豎式設計的雙子佛閣，既亭亭玉立，又合璧莊重，體現了我們祖先工匠對石窟寺殿宇的精準理解，也是目前云岡石窟僅存的古代窟檐建筑。它除了具有佛殿功能外，同時還起到遮風擋雨作用，特別是保持了窟內溫濕度的相對恒定，使得第5、6窟的造像雕刻保存狀態遠優于其它無窟檐的洞窟。

第5窟前室東西兩壁繪有“護法諸天”形象，應是清初重修佛閣時的作品。《重修云崗大石佛閣碑記》立于西壁旁，為宣大總督佟養量所撰。

第5窟洞窟為平面呈橢圓形、穹隆頂式的大像窟，洞窟東西最大寬度約22米，南北最大進深約17米，創云岡同類型洞窟的規模之最。主尊坐佛高17.40米，是云岡的第一大佛。這尊云岡的最高佛像，從頭到腳均敷泥施彩，面部與胸部貼金，螺發與長眉紺藍。大衣兩裾由雙肩垂直落下，飄逸自然，裹腹褲腰中央對稱皺褶，齊整美觀。服裝寬大合體，下垂感強，似以質地優良的絲綢布料做就，體現了高超的泥塑水平。東西兩壁的脅侍佛像高達8米。在主尊佛像背后開鑿出寬闊的誦經道，為僧侶、香客提供了環繞禮拜的通道。除此之外窟門拱兩壁護法力士的上層，雕有禪定狀二佛。二佛結跏趺坐于枝葉繁茂的無憂樹下，凸顯對稱、肅穆之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南壁窟門與明窗間雕列龕兩排，上排為八個圓拱龕，下排為八個盝形帷幕龕，龕內均置坐佛，齊整有序、威嚴肅穆。南壁上層東西兩側，各雕有高浮雕大象馱負須彌座五層瓦頂出檐佛塔，設計精巧、呼之欲出，是云岡石窟佛塔雕刻的精品，也是中國傳統建筑藝術與印度佛教藝術相結合的典范。西壁第五層北側圓拱龕內，是一尊交腳著菩薩裝的佛像，左手撫膝，作降魔印，右手伸展于右胸，作無畏印。佛像肉髻高聳，面相飽滿方圓，身姿挺拔，上身交叉帔帛之兩側上翹于雙臂，下身系長裙，跣腳坐獅子座上。菩薩裝佛像，在云岡僅此一例，這是北魏當年盛行的彌勒信仰在云岡石窟中的一種新表現。

第6窟

第6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之前。第6窟樓閣東西兩壁繪有十八羅漢形象，每壁九身，手執不同法器，立于云海之間，是清初重建閣樓時的作品。窟門上方，舊時懸有康熙皇帝御筆“莊嚴法相”匾，但在文革“破四舊”時被毀。窟門兩側雕刻的八角柱，原本由大象和獅子馱承；柱旁兩壁是怒目橫眉、體格健碩的四天王塑像，天王上方崖壁繪有一對白色紅地的五爪龍，體態生動，氣勢非凡。

洞窟形制為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高約14.4米，分為上下兩層，直抵窟頂。洞窟整體設計，中軸貫穿，兩側對稱；壁面規范整齊，龕像上下分層，敘事左右連續，是云岡石窟中規模最大、設計最完整、內容最豐富、雕刻最精細、最為富麗堂皇的洞窟，也是保存狀態最好的洞窟之一。據初步統計，該窟現存各類佛教造像2900余尊，裝飾圖案穿插其中，蕓蕓眾相、各盡風貌。

中心塔柱南面下層龕內，端坐著一尊身著龍紋袈裟的泥塑佛像，左手撫膝，右手施無畏印，螺發紺藍，表情淡然，是一尊后世包泥彩塑的佛像。這是云岡石窟中唯一身著龍袍的佛像，泥皮堅實，衣紋流暢，裝飾講究，顏色蒼古，特別是袈裟上的龍形貼塑不同凡響，大約屬于遼金作品。

塔柱上層為四面立佛，四角各有一座大象馱立的九層鏤空塔柱，倚塔內側站立著8身脅侍菩薩，與四立佛等高呼應。在南壁的窟門與明窗之間，雕有一個大型屋形龕。屋檐帷幕之下，端坐著三位姿態各異的圣者，他們分別是釋迦、文殊和維摩詰。佛結跏坐在中央的須彌座上，施無畏與愿手印，靜靜傾聽；文殊菩薩在佛右側，半跨坐榻，雙手動作似在言說；佛左側的維摩居士，頭戴尖頂帽，身著大氅，右手舉麈尾，側身似與菩薩對話。此幅浮雕畫面，表現的是《維摩詰經》第十一“菩薩行品”的故事情節。

除此之外東壁中層南側有“鹿苑說法”，西壁對應為“彌勒出世”。東壁北側有“降服火龍”故事龕，西壁中層中央有“降魔成道”故事龕，在“降服火龍”龕外，崇山峻嶺之間有9身瘦骨嶙峋、身著短褲，背囊攀山的梵志形象；在“降魔成道”龕外，有17身面相猙獰，手執各種武器，向佛襲擊的魔軍。這些形象的創造，融入了藝術家對佛經故事的理解，生動而夸張，精彩而豐富，令人嘆為觀止。

第6窟中佛傳故事是表現的主題之一。從中心塔柱下層四面到洞窟東、南、西三壁下方，以右旋禮佛的順序，浮雕刻畫出數十幅釋迦牟尼的生平事跡。講述了古印度釋迦族王子喬達摩?悉達多出身不凡、智力超群，卻深感人生的苦惱，決意出家尋求解脫，歷經了種種磨難，降服了魔軍外道，最后悟道成佛的故事。

第7窟

第7與第8窟為一組雙窟，位于云岡石窟群中部，是繼早期曇曜五窟之后開鑿的洞窟。窟外建有上下三層，面闊三間的窟檐，該窟檐是1993年按照原有清代閣樓樣式重新修建的。

第7窟前室北壁上開明窗，下鑿窟門，壁面風化嚴重，但其窗門外側殘留的多層造像與印度阿旃陀的大拱門洞窟外壁雕刻十分相似。第7窟前室東壁上部均分層分欄雕刻佛本生故事畫面。后室北壁造像分為上下兩層大龕，下層龕內為二佛并坐。上層龕內中央主像為交腳彌勒菩薩，兩側為倚坐佛像。

明窗與拱門雕刻尤為精彩。明窗為拱頂，拱壁外側風化，內側上邊楞為弧形翻轉的兩條蛟龍，龍首下，兩側各有一尊立式菩薩，站在束帛座上。拱壁兩側，下為山巒，拔地而起的是滄桑而婀娜生長的大樹，樹蔭下各端坐一位坐禪比丘形象。

窟門拱頂正中雕一朵團蓮，四周飛天起舞。內側上拱邊框為連續排列的忍冬葉，周圍雕伎樂天人。拱內側壁分為上下層，下層為天王門神，逆發胡人形象，手持金剛杵或三叉戟。上層雕出多頭多臂神像，東壁雕三頭四臂，西壁雕三頭六臂。

南壁窟門兩側，雕刻著一對塔形門柱，塔身方形，每層有童子相的夜叉，二童子作出相互戲謔的動作，生動有趣。塔底是舉塔力士，風化得僅剩輪廓。塔頂為向兩旁舒展的山花蕉葉，居中盤坐童子。云岡石窟出現的類似塔柱，明顯來源于犍陀羅文化。明窗與窟門間的橫向長方形龕，上掛帷幕，兩旁立柱，龕內雕刻6身胡跪或隨意坐姿的供養天人，神態傳神，姿態優美。

第8窟

第8窟前室北壁上開明窗，下鑿窟門，壁面風化嚴重。前室西壁雕千佛及供養人，但均風化嚴重無存。東壁雕刻佛本生故事以及供養人，但因風化嚴重不可辨認，下層北側有一拱門與第7窟相通。

后室北壁頂部三角紋帶雕刻之下有上、下兩層大龕，下龕為圓拱龕，高4米，龕內雕坐佛。上龕為盝形帷幕龕，龕內中央為倚坐佛，兩側各有一交腳菩薩，最外兩側為思惟菩薩。龕楣十二格內各雕一身飛天，龕楣上方雕有十四身伎樂天。

明窗東西兩壁雕刻內容相似，呈對稱之貌，下層均雕連綿的山岳，上層均為坐禪弟子。同時兩壁北側各雕有枝繁葉茂的菩提樹，樹枝交繞于拱頂，位于菩提樹的北側還各有一位菩薩，菩薩姿態優美，神態自若立于束帛座之上。

拱門東西兩壁下層現各存力士一驅，但下部風化嚴重。上層東壁雕三頭八臂護法神像，身騎牛。西壁雕五頭六臂護法神像，身騎孔雀。如果說拱門兩處的護法雕刻是外來文化交融的印記，那么第8窟南壁門側現存的一組忍冬束腰雙莖四團蓮造型的雕刻就更突顯出云岡石窟的獨特性，超現實的藝術樣式，是對云岡石窟開鑿者的大膽藝術創造的折射。

第9、10窟

第9、10窟位于云岡石窟群中部，為一組雙窟，2014年新建一座七間木結構窟檐以保護文物。第9、10窟相互毗鄰，這兩窟的前庭也是經過統一設計和營造的。1938年，日本京都大學調查隊曾對第9、10窟前地面進行局部發掘，發現了北魏基巖上的紋飾雕刻。1972年和1992年，云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的兩次考古發掘，進一步獲得了這組洞窟前庭地面全面的遺存信息。遺跡顯示，在第9、10窟窟前地面上，東西排列著四朵淺浮雕大團蓮圖案，外框為蓮瓣紋飾帶和聯珠紋飾帶；在列柱之間（甬道）和蓮花周圍，均有龜背紋雕刻。這樣的窟前基巖地面雕飾，在云岡獨一無二，體現了這組雙窟特殊的結構形制與窟內外的完整性原則。

第9、10窟共用一個屋頂，合成統一的外觀造型，洞窟均由前堂后室組成，對稱均衡，大小相當；各個壁面的設計，也力求同一對應。9窟外東側和10窟外西側各豎立一座高大多層的佛塔，洞窟外壁又各自并立兩根石柱，均為三開間，石柱上還雕刻千佛，柱基承以獅、象，蔚為壯觀。

第9窟窟門為仿中國傳統廡殿式建筑，兩側對稱布龕，中西合璧，具有濃重的裝飾意味。窟內四壁分層布龕，造像題材多出自《法華經》。窟頂為平棊格狀，格內雕團蓮及飛天，八夜叉體魄健碩，力舉萬鈞，單手承托橫枋。后室北壁主像雕釋迦，東西兩壁各一脅侍菩薩。第9窟后室北壁雕倚坐佛，高9.8米，經后世補塑施彩。東、西壁北側各雕一脅侍菩薩，高5.3米，均經后世補塑。南壁雕刻保存較為完整，內容十分豐富，表現了大量的佛教因緣故事，如：鬼子母失子緣、二兄弟出家緣、尼乾子投火緣、天女供養緣等，這些故事均出自于曇曜高僧所譯的佛經《雜寶藏經》。

在第10窟前室北壁的明窗與窟門間，雕刻著一幅以山岳為主，眾多人物、動物和植物等組合的畫面。其中央是上下群山，山巒起伏，生機盎然；山腰二龍纏繞，龍頭外向，形成了下大上小、中間細的須彌山造型；兩側各雕三頭四臂和五頭六臂的天神形象，手舉日月、弓箭，巋然踞坐。這就是著名的云岡須彌山圖，講述的二龍王、帝釋天與阿修羅王戰斗的故事。前室東西兩壁各雕三間式屋形龕，龕內佛像面相慈和，菩薩神情恬靜。閻浮樹下，半跏坐思維菩薩，一手支頤，沉于四諦。窟門東西兩側金剛力士，頭戴鳥羽冠，手持金剛杵，表情和善。后室北壁的北魏雕像水蝕風化殆盡，現有坐佛像為后代補塑，從殘存的雙肩輪廓，頭光與身光中的坐佛、飛天、火焰紋等雕刻，以及明清佛座兩側下部突出的雙腳腳尖分析推測，這里曾經雕刻一尊不低于9.8米的交腳菩薩大像，東西兩壁各為高約6米經后世包泥的思惟菩薩像。

第10窟后室“魔王波旬欲來惱佛”、“提婆與佛陀因緣”、“大光明王始發道心”、“吉利鳥因緣”、“婦女厭世出家”等本生故事。如此眾多的佛本生因緣故事雕刻，均來源于有關譬喻談和因緣談的佛教經典，無不體現佛法宏大寬容、力量無窮的特點。這些大乘佛教故事，生動有趣而富有哲理。

第11窟

第11窟與第12、13窟為一組同時開鑿的洞窟，屬于北魏云岡中期石窟，都是云岡藝術走向成熟時期的作品。第11窟內中央的方形塔柱直抵頂部，屬于中心塔柱式洞窟。

進入第11窟，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大挺拔的中心塔柱，塔分上下兩層，由塔基、塔身與塔頂組成。方塔下層高大，約為總高度的三分之二，東、南、西、北四面設龕，各有一尊立佛雕塑，屬于《金光明經》宣講的“四方四佛”題材，正面立佛兩側脅侍菩薩，細頸瘦腰，神態溫雅，為遼代補鑿；上層亦為四面佛龕，正面雕刻交腳菩薩及舒相坐思惟菩薩像，東、西、北三面均作并列二立佛像；塔頂須彌座上，山花蕉葉肥大而舒張，三首阿修羅像居中，與窟頂相連。這座云岡最早的石窟方塔，與后來出現的塔窟之塔以及普遍盛行的出檐式方塔明顯不同，更多地體現了西域建筑的藝術特征。

西壁屋形大龕內七尊立佛，波狀發式，面型豐潤，形體高大，華衣飄逸。同時在第11窟東壁上層有一塊北魏太和七年（483）造像碑，碑中書體端樸高古，寄巧于拙，是云岡北魏題銘中文字最多，最為完整的碑記。碑文24列341字，記載了北魏京師地區五十四位邑義信士女自愿在武州山石窟敬造佛像九十五軀的史實，這是云岡石窟現存最早的北魏造像記。

第11窟除窟頂、中心塔柱堅持了整體規范原則，其余壁面雜亂無章、隨意補綴。可見原本是統一進行的國家工程，被擱置下來，被迫引進了民間資本，轉換為零散的民眾捐建項目。然而，云岡這些被放棄的計劃工程和中途停工的洞窟，留給我們的或許不僅僅是遺憾和謎團，更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石窟開鑿程序、佛教時尚信仰、藝術風格變化等豐富內涵。

第12窟

第12窟因前室出現大量演奏樂器的造像而得名“音樂窟”。洞窟具前室、后室。洞窟形制為佛殿窟，洞窟設計規整，雕飾華麗。此窟內外的設計體現出皇家宮殿式建筑格局的規范性和完整性。

第12窟中前室雕刻的各類手持不同樂器的音樂伎特別引人入勝。前室北壁最上層的天宮樂伎，是一個以壁面通欄形式塑造的由十四個圓拱聯龕排列組成的樂伎形式。十四位樂伎各占一個圓拱龕，龕間并用立柱、緊密相聯，聯龕間上隅的童子像平添了更多的朝氣與活潑。樂伎從東到西分別以擔鼓、塤、義觜笛、細腰鼓、琴、箜篌、篳篥、琵琶、箏、橫笛、琵琶、排簫、齊鼓、吹指等樂器作演奏狀，結構宏大、形式侈麗、場面壯觀。

12窟前室頂壁交接的弧面上，突出地雕刻了手執不同樂器、站立演奏的六身夜叉形象。南壁三身：中間者雙腳交叉而立，兩手高舉，食指對撥；東側一身挎腰鼓，西側一身挎擔鼓。東南角和西南角各一身，手捧篳篥和塤。另外一身位于東壁上方，手執曲頸琵琶。這些有頭光的夜叉樂伎，體形較大，身體和四肢滾圓粗短，身著短褲，上身赤裸。其中央雙手高舉者，扭腰聳胯，兩腿交叉，手指呈撥擊狀，仿佛為指揮領舞者。

12窟門楣上一組舞伎群，動作連貫，氣韻奔放，是人間舞姿的藝術再現。窟頂逆發形伎樂天，體格壯碩，具有北方少數民族性格特點。該窟內樂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樂隊的組合形式，反映出的東西方文化藝術交融以及北魏社會樂舞發展的時代特征，是中國音樂史上彌足珍貴的絕版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