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記者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山西離石信義鎮信義村發現仰韶晚期至龍山時期遺址。本次發掘工作共揭露房址13座、灰坑5座。根據出土陶器和測年數據，確定其年代為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龍山時期，距今有4300多年的歷史。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民族融合研究所副所長、項目負責人趙輝介紹，房屋建筑基址為成排分布的窯洞式房子，保存較為完好，體量規模較大，信義遺址的發現為探索新石器時代末期中原與河套兩大區域文化交流、互動融合以及不同建筑模式的空間分布提供了豐富資料。
　　信義遺址位于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信義鎮信義村北，處于小東川河與陽坡溝交匯處東北臺地上。2020年3月—8月，為配合國道209改線工程呂梁新城區段建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呂梁市文物調查考古勘探隊，對遺址進行了發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曉毅表示，信義遺址的發掘遵循邊發掘、邊整理、邊認識的思路，在與山東大學的合作下逐步開展多學科研究，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收獲。
　　本次發掘共發現房址13座、灰坑5座，從分布情況來看是成排式的窯洞建筑，典型的遺跡單位為F1、F2、F6、F7、H3等。其中F2為前后套間，后室底平面為圓角方形，剖面為帶狀，南北長475cm，東西寬410cm，地面抹白灰，中部有直徑1米的圓形火膛，地面上殘留較多的陶片、獸骨及部分人骨等，西北角有一圓形儲藏坑。前室底部南北長480cm，東西寬510cm，地面未抹白灰，門道寬0.9米，踩踏面保存較好。出土可復原(接近復原)的陶器13件。器形以夾砂深腹罐、小口高領罐為主。這些器物均出土于房址地面上。
　　F6平面呈圓角長方形，口小底大，南北長600cm，東西寬440cm，門道位于西部。四壁及底部均抹白灰，地面中部有一圓角方形灶。F7底部平面為圓角方形，門道兩側及墻壁四周均抹白灰墻裙，高度約90—106cm。房址中部有一圓角方形、抹有白灰面的火膛，南北長136cm，東西寬126cm。
　　龍山時期的遺跡單位為F13。房址門道被破壞，殘留部分底平面為圓角方形，地面抹白灰。中部有一直徑1.2米的圓形灶坑。填土內出土較多的鬲足、鬲口沿殘片，此外還有蛋形甕足、甗腰等殘片。
　　信義遺址發現的房址和灰坑，除F13屬于龍山晚期以外，其他房址和灰坑出土陶器主要器類與以陜晉豫交界地區為核心的典型廟底溝二期文化差別明顯，具有十分鮮明的地域特色。但從文化編年和測年結果看，相當于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
　　2019年，在離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發現了德崗遺址，那里傳遞著史前人類居住的信息，留下了五座史前時期的五邊形大房，此次發掘的信義遺址也同樣在呂梁地區，二者有何不同?對此，趙輝告訴山西晚報記者，德崗遺址早于信義遺址1000多年，建筑風格也不相同，后者的房子基址是成排分布的窯洞，在近年來山西的考古發掘中鮮少看到。“這些房址全部為土構建筑，先民們充分利用山梁斷崖，在土梁邊緣地帶挖掘了底平面為圓角方形、上部為穹窿式結構的土窯洞，并且依自然地形成排分布。每座窯洞前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活動空間和將他們串聯起來的路面，構成一個完整的小型聚落。”由此推斷，早在4000多年前，這里是古人類聚集而居的地方，“保存最好的窯洞現在高度還有3.3米，墻壁四周均抹白灰墻裙，可以說是‘豪宅’。”
　　信義遺址的發掘為探索史前時期中原與北方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互動及其不同建筑模式的空間分布提供了新的素材，是考察兩大區域文化之間融合、互補發展趨勢的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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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遺址的考古價值，聽專家這么說

　　日前，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專業委員會、山西省考古學會、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館)在呂梁共同舉辦了離石信義遺址現場研討會。會議邀請了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高校與考古文博機構的近百位專家學者就離石信義遺址的最新考古發現進行了現場考察、座談與交流，二十余位專家從不同角度出發，圍繞離石信義遺址的最新發現展開熱烈討論。
　　從聚落功能角度出發，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廣明表示，信義遺址F2的功能值得深思，遺跡內保存完好的石灰石面和石灰石，信義遺址或許是以石灰生產為主要特點的聚落，希望未來研究能更多地關注石灰生產。
　　在信義遺址的房址中，發現了大小不一的灶，其中最大的灶直徑在1.2米左右，有多次修整和使用的現象。對此，專家給予了不同的意見。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芬指出，該遺址灶的使用過程、使用期，窯洞功能分區，房子之間的功能匹配都值得開展深入研究。對于信義遺址的灶膛遺跡，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黨郁認為，室內巨大的灶可能不適用于生產食物，更有可能用于宗教或取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羅運兵指出，不同于南方地區灶多于角落分布，信義遺址內多數灶位于房屋正中位置，這可能和取暖有關。此外在動物考古方面羅運兵還注意到，信義遺址出土動物骨骼中有豬、牛、狗、鹿，但尚未發現羊，與石峁遺址羊占較大比例形成鮮明對比，這可能關系到河套地區農牧交錯帶形成的年代以及畜牧業南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新偉表示，此次考察對廟底溝時期、廟二時期遺址有了深刻認識，要把遺址放在大的背景下思考，原來習慣于把廟底溝文化當作一個中原傳統的代表，放在花心位置，如今這些偏北部的發現和西北因素，加深了廟底溝是一個更黃土高原、更西高地的認識，由此可見山西在東西互動中處于重要位置。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趙輝先生在總結發言中表示，該遺址的發掘為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其次廟底溝文化向北擴張，信義遺址雖從南而來，但表現出不同的文化現象與建筑方式，并提出遺址選址從低向高轉移在何處種地的思考。最后他指出，這里既有文化過程的研究，又要把眼界打開才能激發出遐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