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遼宋邊境的佛國圣地云岡石窟，除上述來自遼都的人，也有來自北宋地區的人。筆者于2009年在云岡石窟第2窟明窗西側“云深處”題刻字后，曾發現有“貝州得一之章”方形篆書印章銘刻，這方印章居于銘刻石面中央上方，周圍草書文字，頗有書畫味道。經查史料，“貝州”北周始置，后來清河郡、貝州兩名反復更替，于北宋慶歷八年也就是遼重熙十七年(1048)以后改稱“恩州”。可見，“貝州”銘刻出現的時間早于《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簡稱《金碑》)所記“遼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的時間。“川州、貝州”等遼宋時代州名在石窟的出現，是南來北往的人士在石窟活動的見證。第1、2窟前考古出土實物中，有多款識的北宋錢幣出現，年代多屬遼宋和好之后，跨度長達百年。歷史上自979年起宋朝北伐，至 1004 年宋遼訂立澶淵之盟，經過二十五年的戰爭后，宋遼締結盟約， 燕云地區領地爭端得以緩和，云岡峪邊地交通得以改善。
遼金時代國主佞佛，云岡石窟曾進行過較大規模的修繕，據《金碑》記載：遼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天慶十年(1120)，賜大字額;咸雍五年(1069)，禁山樵木、又差軍巡守;壽昌五年(1099)，委轉運使提點;清寧六年(1060)，又委轉運使兼修。金天會二年(1124)改撥河道，皇統三年至六年(1143-1146)，重修靈巖大閣九楹、門樓四所等。由以上記載可知，遼代官方對石窟修繕、關注長達半世紀，接近北魏開鑿石窟的時間長度。金代改撥河道屬官軍行為，而皇統年間的修繕則屬民間行為，王稟慧住持并化緣，費錢兩千萬。
今天，從云岡石窟數次考古發掘情況看，窟前有多處遼金建筑遺跡，甚至向西在十里河對岸的魯班窯也發現大規模遼代建筑。窟頂東、西有遼代寺院遺址、鑄造場地。可見遼代在云岡進行過大規模的建設。而留下的字跡只有第13窟南壁一方小小的契丹官員家屬修像記，其文字細小，刻在北魏佛座前原來預留的銘石面上，反映出民間修像者對佛像的敬畏。上述“川州、貝州”等地名，同樣細小隱蔽，同樣顯得稀有而珍貴。
二是“寺僧法義供 / 弟子馬仁優?僧”。這處銘文位置在上述“川州張德”西側，刻字兼隸楷之形。相對于其他幾處單獨姓名，這算是個二人(含)以上師徒小團隊。“寺僧”二字點明， 這處銘文出自本寺僧人。“寺”字有兩個含義，一指官署名，如大鴻臚寺等;二指佛教廟宇名， 如白馬寺等，這里的“寺”字筆者理解屬于后一種，說明這時的武州山石窟前，至少第3窟前存在有寺院。云岡歷史上北魏有“靈巖寺、通樂寺”，唐代有“僧寺、尼寺”，遼代更是有十所寺廟各具其名，金代復建有“靈巖大閣”，明清有“石佛古寺”。銘文中的寺說的是哪個寺， 實難定論。現存的北魏造像銘記里，沒有“寺僧”的提法，這種稱呼在云岡出現估計是北魏之后才有。銘文中的“寺僧”二字為異體字，在歷代書法中像此處“寺”字的寫法少見，而“僧”字寫法在楷書體和碑刻中多見。“法義”，作為名詞，指法度義理，還可指以“法”結義的組織， 類似于以“邑”結成的“邑義”。在北朝后期，以法結義的方式超越了以地區結義的方式，“法義”一詞有取代“邑義”一詞的傾向，如北魏正光四年(523)河南省偃師市《法義三十人造像記》、大魏孝昌三年(527年)濟南歷山《法義兄弟一百余人造像記》、北魏永熙三年(534)《法義兄弟等二百人造像記》、大魏武定二年(544)《王貳郎法義三百人等造像記》等，這些造像記里，“法義”后面的人數就是這個“法義”組織的規模。
在此處，“法義”前邊有“寺僧”，連起來理解就不是指佛法義理，后邊既有“弟子”人名，也就不專指義團組織。筆者認為這里的“法義”指的是僧人的法號。“法”字輩的僧人在云岡比較少見，在第11窟太和七年(483)造像題記旁邊引導僧里有“邑師法宗”銘文。還有在北魏孝文時期幫助曇曜在武州山筆錄佛經的南朝人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在《魏書·釋老志》中，法字輩的名僧也不足十人。再查閱明清現存的云岡碑石，也沒有法字輩僧人記錄。這位銘刻為法義之名的僧人可能原本就是位普普通通的僧人。
后一句“苐子”的“苐”是“弟”的異體字，古代同“第”，而“第”又通“弟”。“苐”的寫法在隸書和碑刻中有例可尋，云岡北魏造像銘記里“弟子”的寫法在早期為“弟”(第20窟西壁)，晚期為“苐”(第5-1窟南壁)。“子”字刻于行外旁側，概表示謙讓。“弟子馬”后面似有二字合在一起，分開上下是“仁”和“優?”，如果是二字合一的，則難以辨認是何字，如分開兩字就可能指的是馬姓的兩位弟子。以上異體字用法和個別字的處理方式表現出私刻銘文的隨意性。
此銘刻上方有一小小的帶勾的符號標記，意義不明，疑似定位標志，如果和前述“川州 張德”下方的鐵掛鉤有關，那法義及其弟子可能就是懸掛鐵鉤并與之擴展作業有關聯的人。馬姓弟子名字下邊的“僧”字如連在一起讀，甚不好理解，既是弟子就不便提僧，況前面有寺僧之僧。此處的“僧”如果與前句下邊的“供”字聯系起來作“供僧”，反倒是很容易理解， 意指施舍財物供養僧人。從銘刻字跡上看，“供僧”二字似乎比其他字要粗壯有力，入石更深，并且與上邊的字間距要大些。此處銘刻是否有意強調“供僧”兩個字的意義?如果寺僧與弟子一起進行供僧活動，并記錄于此，是否意味著法義師徒在這里曾經進行過一場有紀念意義 的宗教活動?場面或許大，人也或許多。而這個時間，不好確認。有供僧活動，起碼有寺廟存在，有眾僧存在，或許，寺廟里也有了佛像。
遼金時代國主佞佛，云岡石窟曾進行過較大規模的修繕，據《金碑》記載：遼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天慶十年(1120)，賜大字額;咸雍五年(1069)，禁山樵木、又差軍巡守;壽昌五年(1099)，委轉運使提點;清寧六年(1060)，又委轉運使兼修。金天會二年(1124)改撥河道，皇統三年至六年(1143-1146)，重修靈巖大閣九楹、門樓四所等。由以上記載可知，遼代官方對石窟修繕、關注長達半世紀，接近北魏開鑿石窟的時間長度。金代改撥河道屬官軍行為，而皇統年間的修繕則屬民間行為，王稟慧住持并化緣，費錢兩千萬。
今天，從云岡石窟數次考古發掘情況看，窟前有多處遼金建筑遺跡，甚至向西在十里河對岸的魯班窯也發現大規模遼代建筑。窟頂東、西有遼代寺院遺址、鑄造場地。可見遼代在云岡進行過大規模的建設。而留下的字跡只有第13窟南壁一方小小的契丹官員家屬修像記，其文字細小，刻在北魏佛座前原來預留的銘石面上，反映出民間修像者對佛像的敬畏。上述“川州、貝州”等地名，同樣細小隱蔽，同樣顯得稀有而珍貴。
二是“寺僧法義供 / 弟子馬仁優?僧”。這處銘文位置在上述“川州張德”西側，刻字兼隸楷之形。相對于其他幾處單獨姓名，這算是個二人(含)以上師徒小團隊。“寺僧”二字點明， 這處銘文出自本寺僧人。“寺”字有兩個含義，一指官署名，如大鴻臚寺等;二指佛教廟宇名， 如白馬寺等，這里的“寺”字筆者理解屬于后一種，說明這時的武州山石窟前，至少第3窟前存在有寺院。云岡歷史上北魏有“靈巖寺、通樂寺”，唐代有“僧寺、尼寺”，遼代更是有十所寺廟各具其名，金代復建有“靈巖大閣”，明清有“石佛古寺”。銘文中的寺說的是哪個寺， 實難定論。現存的北魏造像銘記里，沒有“寺僧”的提法，這種稱呼在云岡出現估計是北魏之后才有。銘文中的“寺僧”二字為異體字，在歷代書法中像此處“寺”字的寫法少見，而“僧”字寫法在楷書體和碑刻中多見。“法義”，作為名詞，指法度義理，還可指以“法”結義的組織， 類似于以“邑”結成的“邑義”。在北朝后期，以法結義的方式超越了以地區結義的方式，“法義”一詞有取代“邑義”一詞的傾向，如北魏正光四年(523)河南省偃師市《法義三十人造像記》、大魏孝昌三年(527年)濟南歷山《法義兄弟一百余人造像記》、北魏永熙三年(534)《法義兄弟等二百人造像記》、大魏武定二年(544)《王貳郎法義三百人等造像記》等，這些造像記里，“法義”后面的人數就是這個“法義”組織的規模。
在此處，“法義”前邊有“寺僧”，連起來理解就不是指佛法義理，后邊既有“弟子”人名，也就不專指義團組織。筆者認為這里的“法義”指的是僧人的法號。“法”字輩的僧人在云岡比較少見，在第11窟太和七年(483)造像題記旁邊引導僧里有“邑師法宗”銘文。還有在北魏孝文時期幫助曇曜在武州山筆錄佛經的南朝人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在《魏書·釋老志》中，法字輩的名僧也不足十人。再查閱明清現存的云岡碑石，也沒有法字輩僧人記錄。這位銘刻為法義之名的僧人可能原本就是位普普通通的僧人。
后一句“苐子”的“苐”是“弟”的異體字，古代同“第”，而“第”又通“弟”。“苐”的寫法在隸書和碑刻中有例可尋，云岡北魏造像銘記里“弟子”的寫法在早期為“弟”(第20窟西壁)，晚期為“苐”(第5-1窟南壁)。“子”字刻于行外旁側，概表示謙讓。“弟子馬”后面似有二字合在一起，分開上下是“仁”和“優?”，如果是二字合一的，則難以辨認是何字，如分開兩字就可能指的是馬姓的兩位弟子。以上異體字用法和個別字的處理方式表現出私刻銘文的隨意性。
此銘刻上方有一小小的帶勾的符號標記，意義不明，疑似定位標志，如果和前述“川州 張德”下方的鐵掛鉤有關，那法義及其弟子可能就是懸掛鐵鉤并與之擴展作業有關聯的人。馬姓弟子名字下邊的“僧”字如連在一起讀，甚不好理解，既是弟子就不便提僧，況前面有寺僧之僧。此處的“僧”如果與前句下邊的“供”字聯系起來作“供僧”，反倒是很容易理解， 意指施舍財物供養僧人。從銘刻字跡上看，“供僧”二字似乎比其他字要粗壯有力，入石更深，并且與上邊的字間距要大些。此處銘刻是否有意強調“供僧”兩個字的意義?如果寺僧與弟子一起進行供僧活動，并記錄于此，是否意味著法義師徒在這里曾經進行過一場有紀念意義 的宗教活動?場面或許大，人也或許多。而這個時間，不好確認。有供僧活動，起碼有寺廟存在，有眾僧存在，或許，寺廟里也有了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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